钟嵘《诗品》秦嘉、嘉妻徐淑条疏证(3)

　　汉初的诗主要有三种，其一，是继承了《诗经》的四言体；其二，是继承了《楚辞》的楚辞体；其三，是新创的五言体。“进入东汉以后，文人诗歌创作出现新的局面，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完整的七言诗篇也开始产生。”{17}五言诗此时无论在数量或是质量上都已经蔚为大观。所以历来多有人对“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产生质疑。提出钟嵘为什么评佚名的《古诗》，不评同样无名氏的《陌上桑》？评班婕妤的《怨歌行》，不评卓文君的《白头吟》？重视“怨”情而不评《孔雀东南飞》，标举女子而不评蔡琰《悲愤诗》？曹旭说这“反映了钟嵘重雅，轻俗；重抒情，轻叙事的美学思想。由此可见齐梁时代和我们在诗体和诗歌审美上的差异”{18}。除此之外，还可以从钟嵘的序文分析。《诗品·序》曰：“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致。”{19}可知汉代五言诗的不足：“诗人之风，顿已缺丧”及“质木无文致”。《诗品·序》又曰：“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人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20}由“网罗今古，词人殆集”知钟嵘主观上绝无漏评之失，由“嵘今所录，止乎五言”知限定范围为五言诗，由“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知进入诗品的就是进入才子之列了，而没进入的或许在钟嵘看来还不够称为才子。把以上标准放在一起看，就大体上可以知道为什么二汉作五言诗的只有数家了。缘于限定为五言诗，二汉诗风缺丧、质木无文致，预宗流者少等因素。

　　“妇人居二”指西汉的班婕妤，东汉的徐淑，这是说她们二人地位的重要。班婕妤“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徐淑“文亦凄怨”，她们具有“怨”的共同特点，统观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女性作家很少，大放异彩的更是凤毛麟角，且多有哀怨。然而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第8条曰：“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21}以此材料看，古代夫妻的生活有的也是非常有生活情趣的，虽然所处时代不同，而相比之下，再看班婕妤幽居深宫的郁闷和哀怨，秦嘉夫妻生离死别的无奈与悲怨，就更显得具有悲伤的特点。《诗品·李陵诗》说“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22}，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如果班婕妤、徐淑没有经历这些郁闷和哀怨、无奈与悲怨，那么怎么使班婕妤“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士会夫妻“文亦凄怨”呢？正因为其诗文如此，才使得“妇人居二”。

　　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

　　叙别之作，《诗薮》曰：“《西溪丛语》备载秦氏夫妇往还诗，末引钟嵘《诗品》云：‘徐淑宝钗之什，亚《团扇》亦。’按嘉以宝钗寄淑，故诗有‘宝钗可耀首’之语，淑惟答嘉五言，绝无所谓宝钗者，当从嵘本书作叙别之作为是。”{23}据此可知，“淑惟答嘉五言”指徐淑《答秦嘉诗》。《团扇》，即《团扇》短章，王叔岷引古直云：“‘《团扇》短章’，谓《怨歌行》也。中有‘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句，故云。刘彦和谓此歌‘见疑后代。’殆因《汉书》不载邪？”{24}据此可知，《团扇》指《怨歌行》。

　　《诗品·序》曰：“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25}徐淑、班婕妤虽同处于汉代，但分属在不同的品第，且“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所以分析她们的高低，应从其所作五言诗的思想意蕴与艺术特色来说。

　　1.思想意蕴

　　这里讲的思想意蕴既指诗所表达的内容，也指其表达内容的方式。试看徐淑《答秦嘉诗》：

　　妾身兮不令，婴疾兮来归。沉滞兮家门，历时兮不差。旷废兮侍觐，情敬兮有违。君今兮奉命，远适兮京师。悠悠兮离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兮容晖。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乖。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