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想说”找到合适的“说出方式”(3)

　　三
　　文学应该承担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类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所有文学都应该具备某种先锋性，无论其先锋性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文学只要能对未有加以延伸和拓展，能给人们提供更新的、意料之外的可能，并能对读者旧有的审美经验、思考经验构成挑战，让它得到丰富和拓展，那就意味着成功。相反，小说如果只对现实做镜像反映的话，那它存在的理由将变得可疑。张祖文的小说正是在延展我们对世界、对人类的认识的层面上具有了某种先锋性。如巴尔干潜入“非典”病房这个情节，不仅是处身底层社会的巴哥的无奈之举，也是祖文对底层反抗的深刻洞察。意味着作家有能力透视人物在绝望无奈中的心理驱动力及行为方式，意味着作家的思想洞察力。 
　　每个作家都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依据他自己的特殊立场和观点对整个社会生活作出反应，并用他自己的语言和方式把这种反应具体化、形象化。张祖文的小说也涉及到了当前西藏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体现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社会担当意识。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指出的那样：“艺术的目的与社会的目的不能以同一单位计量的。艺术家的目的不在于无可争辩地解决问题，而在于通过无数的永不穷竭的一切生活现象使人热爱生活。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⑥
　　2013年张祖文出版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我在拉萨等你》。故事由三条相互交织的线索组成。一是拉萨青年次洛经布达拉宫高僧十几年的辛勤指导，练就了一身不凡的藏刀刀法。次洛因他的牦牛“拉佳狄马”和牦牛“卓玛琼飞”的神奇牵引，认识了从北京来拉萨的姑娘可可，两人在拉萨上演了一段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二是因为圆明园最著名的十二生肖兽首之一的龙首惊现拉萨，次洛和可可等与香港商人陈雨生与西藏商人欧普穷（也是可可师父）、尼玛之间展开了较量。三是几百年前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时，因为喜吃雪猪肉而大肆掠杀雪猪并激起雪猪的强烈反抗。清军统帅福康安在与廓尔喀人作战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山洞，在探寻古洞的过程中，福康安发现当时布达拉宫的吉伦活佛的一些不为人之的秘密，以及福康安与雪猪及牦牛等高原动物之间展开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对峙。作者借用时下流行的穿越，把历史与现实，古与今，人与动物等连结在一起，其中清军大战廓尔喀人，传说中的《藏密要经》、龙首、布达拉宫失窃的珍宝、关帝庙等被引入故事中，牦牛、雪猪与人的较量等使故事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2014年，祖文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圣殿》。和《拉萨河畔》相比，《太阳圣殿》的故事时间跨度大，从四十年代左右写起，历经解放战争，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叛乱，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人物众多。四川农村的陈列和陈常兄弟，陈列父子祖孙；旺堆和卓玛父女，热旦父子，王吖父女，段营长等。描绘了不同民族，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图景。这些构成了祖文荡气回肠的“藏边体”系列小说。
　　张祖文的“藏边地”小说在叙事上有鲜明的个人风格。首先，表现在他笔下的“多边叙事”。“多边叙事”是针对少数民族作家笔下的“单边叙事”而言的⑦。在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笔下，没有对非我族的“他者”的叙述，或者简约化和限制对“他者”的叙述，而张祖文小说的叙事中既有藏族，也有汉族，和藏族作家的叙事中不涉及和很少涉及汉族不同。这或许正凸显了张祖文的“藏边体”小说的特色。其次，作为一个在西藏工作的汉族人，张祖文善于利用西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传说和民间传说组织小说中的事件，赋予小说极大的可读性和真实感。第三，张祖文的小说语言的口语化、生活化，四川方言和俚语的运用是张祖文小说的语言的重要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恰当的方言俚语的使用常常能使语言活泼新颖且富于表现力。
　　张祖文的作品交织着传统叙述和现代叙述的双重特点，既追求现代叙述的客观，避免叙述者情感或价值参与，倡导读者的独立性，在读者与文本的交流中理解、生成作品。又注重对人物心境和自然环境的描述，有时又不失时机地凸显叙述者的声音，对事件、人物、环境等作出评述，甚至直接露面表达一些观点，虽然叙述者的观点无助于故事的进程的推进，但却对读者的阅读产生影响，但有时候难免会破坏读者阅读的自主性。就《拉萨河畔》而言，第五节应是卓玛的视角，但开头却写卓玛的叔叔拉巴梦到《斯巴宰牛歌》，与整体叙述脱节。在第二节卓玛第一次作为叙述人叙述小时候在拉萨河边过沐浴节的情节里，写阿妈对卓玛说，“长大了成为漂亮姑娘，迷死那些男人呢。”“女人的美丽，本来就是为了男人”等句子，不符合阿妈的个性和经历。瑕不掩瑜，期待张祖文百尺竿头，更上层楼！
　　注释：
　　①“藏边体”是张祖文对自己创作的概括。用他的话说，“所谓‘藏边体小说’，它是一种西藏边缘体验异度写作，主要反映内地进藏人员和受千年佛教熏染的藏族人民，在面对现代文明交融时他们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其内容主要以发生在当下的题材为主，也就是我们所提倡的现实主义。”
　　②《张祖文：我有写不完的“藏边体”》，见《西部时报》2012年4月10日。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鲁迅：《花边文学·倒提》，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
　　⑤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载《读书》2002年第7期。
　　⑥段宝林：《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第513-51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⑦欧阳可惺：《“走出”的批评：关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与“单边叙事”》载《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