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桃花扇》武将形象的塑造(2)

　　（二）赤胆忠心的“跋扈将军”左良玉
　　在《桃花扇》中，左良玉作为杰出爱国志士，他为国尽忠，始终站在明王朝这一边，不降李自成、不降清，晚年还以“清君侧”之名讨伐奸臣马士英。无论从人品或才干而论，左良玉都是个忠义之人，他热爱国家，骁勇善战，忠君报国，能以天下为己任，最终牺牲生命践行了自己为国家复兴的诺言。
　　《桃花扇》还侧重描写了左良玉军纪严明、治兵有方，在他的统领下，“军门严肃，山人游客，一概不容擅入”②。自古用兵，都把兵精、饷足作为作战的先决条件。左良玉对征战的艰巨性和军备的重要性深有了解，作为一名边塞立功、万夫难挡的武将，他宁可散尽万金家财，也要撑起西南半壁江山。左良玉对明朝的忠心体现在对崇祯皇帝深深的怀念中，尤其在《哭主》一出中集中地展现出来。
　　在《桃花扇》中，左良玉虽然忠心耿耿，但客观上，对南明王朝的倾颓起着推进加速的作用。孔尚任尽管很喜爱这个人物，但在作品中并不掩饰他的缺点：
　　第一，左良玉的性格鲁莽跋扈。当清军渡过黄河，南明危急之时，左良玉得知清流文人和太子遭到奸佞的迫害，便不顾本部防线，贸然沿江东下，起兵“清君侧”（《草檄》）。
　　第二，他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周全的谋略，只是拥兵自重，单打独斗，缺乏互助合作。在《截矶》一出中，黄得功截杀板矶，左良玉指责说：“黄得功怎的受马、阮指拨，只知拥戴新主，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岂不可恨。”③左良玉却不能想到，在外族入侵的关头，自己只知念先帝六尺之孤，领兵东下，只晓得奸臣当杀，太子当救，却不知此时应该共同抵御外敌，而不是同室争斗，如此不知大义，岂不更可恨。
　　但综观整部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这个人物形象，读者和观众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瑕不掩瑜，左良玉之功远高于其过。
　　（三）忠君报国的“民族英雄”史可法
　　在南明统治集团内部，史可法是比较贤明的代表性人物。在《桃花扇》里，他是忠诚的化身，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可以流芳千古的文天祥式的人物。在结党营私、残害忠良、图谋不轨的严峻形势下，他仍志守孤忠、心存廊庙、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他那大公无私的气节，以及为了实现理想，九死无悔、百折不挠的品格，具有惊心动魄的震慑力和感染力。
　　另一方面，史可法虽然是英雄人物，但不是完美、全能的人物，孔尚任从不避开描写他的性格弱点。从细节来看，史可法谋略不足，难称帅才，他既没有总揽全局的能力，又没有驾驭下属的智慧，考虑问题极不周全，对实际状况估计不足，在突发状况中，又没有力挽狂澜的手段，具体表现为：
　　首先，虽然南明王朝狂澜既倒、大局已定，这并非史可法一人之力可以挽回，但是史可法的指挥策划，实在也有许多闪失。史可法认为“今日四镇齐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师誓旅，雪君父之雠了”④（《争位》），可见史可法对敌人的实力估计不足，盲目轻敌，又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所以对战争形势分析过于乐观，以为胜利既望，是一个完全的理想主义者。
　　其次，他的性格缺陷是优柔寡断，表现为在关系到南明兴亡大事的“迎立”问题上，他反对迎立昏庸的福王，并赞同侯方域“三大罪、五不可立”的分析（《迎立》）。但是他没有用实际行动去阻止马阮的行为。将士不听调令，人心涣散，他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只能哭出血泪，感动三军，他的哭表现出将领的软弱，这是一种无计可施，一种英雄末路，身为主帅也无计可施的悲戚。所以史可法只能称得上是软弱的英雄。
　　再者，史可法用人不当。史可法不会用人之长、避人之短，他当初明知道高杰有勇无谋、骄狂自大、爱惹麻烦，却让他率部往开封、洛阳防河，就是一大失误。任用侯方域监军更是错上加错。高杰出了问题，侯生不力争扭转高将军的轻举妄动，反而耍公子脾气，沉不住气就冷笑拂袖说句“小生何用多言”，一走了之，俨然一位无实用的公子。可见史可法的确没有识人用人的才能。
　　总之，史可法虽然是不完美的，但是这些并不能遮掩他的光芒，因为他有着英雄的气质。史可法在上不能得到朝廷的信任，下又无雄兵抗敌，“只手擎天”，支撑行将倾覆的大厦，为全剧写下了最悲壮的一页。《誓师》、《沉江》两出，“叫天呼地千百遍，归无路，进又难前”，于是酿成史可法为国捐躯的悲剧结局，这进一步加强了《桃花扇》的悲剧性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