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论的《人间词话》(2)

　　（二）“士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王国维在后文中说“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4]15。这则词话从文学创作本身来讲，主要涉及的是“观”与“写”两面向。所谓“观”，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提出的“原夫文学之有境界者，以其能观也”[4]76，故而认为“观”是“写”的基础，只有“能观”，才“能写”，“观”也就由此显得相当重要。这则词话结合其“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与“意”和“境”的表达来看，“入乎其内”与“无我之境”“境多于意”相对应，原因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4]1“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4]76。“出乎其外”与“有我之境”相对应，原因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4]1“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4]76。这些论述在《人间词话》的开头就已经标明。

　　尽管这种“出”与“入”的词学论断，早在清代的周济（1781—1739）就已经提出，“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9]1。但王国维的这一词学论断，当不至于不受另一传统之影响。抛开文学作品本身而言，“入”与“出”的矛盾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焦虑，也就是所谓的出处问题。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的“三无”论点，表面上看他是一个书斋学者，但其实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书斋学者。他有着对外在社会政治超乎常人的敏感，夏中义就提出“外在的宏观时势内化为个人的微观境遇”[10]37，所以对于王国维之死的讨论，尽管陈寅恪（1890—1969）标举高尚的“文化说”，但后世更认可的似乎是属于入世范畴的“殉清说”。晚年的王国维出任南书房行走姑且不论，就是年轻时期也对政治十分敏感，没有在其学术作品中体现（或者说体现得十分隐晦），但在书信中就一览无遗，所以这则词话我们可以看作是王国维对人生、社会的一个形而上的思考，其中含有非常浓重的个人体验。

　　二、《人间词话》方法论论述之特点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方法论之论述，颇为丰富，但至今未能引起学界的重视，其原因与王国维方法论论述特点有关。佛雏指出，“就天赋而言，王氏有诗人之‘热’，又能为哲学家之‘冷’，而将‘法则与感情’，‘匠心与天才’熔铸一起，亦优为之”[1]7，而王国维本身的创作又具有陈寅恪所谓的“古典今情”的特点[12]11，以至于单单一本文学批评著作，就包含着如此丰富的方法论论述。然而进一步揭示《人间词话》方法论论述之特点，有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研究思路，甚至是对王国维本人思想的研究带来助益。

　　首先，《人间词话》方法论的提出方式相当自然。这里所谓的“自然”是指王国维并非有意为之，在作为词话作品的传承中看不到斧凿痕迹。这得益于王国维高深的学术造诣和敏锐的人生感受。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谈到，王国维对中西文艺思想的融汇达到了“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中之金屑”的境界[13]24，其实这句话用来描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方法论论述是相当精确的。我们认为《人间词话》“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体”，原因就在于既没有改变其外在阐述形式，也没有改变其内在内容格局。就其方法论的论述而言，结合其对人生、世界诸问题的论述，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似乎有意回避这种纯人生、世界等形而上问题的论述，而将这种论述与其文学创作的方法论结合起来；即使偶尔出现纯人生、世界等形而上问题的论述，作者又立刻在其后做了文学品评的补叙。比如“‘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明明说的是敏感的纯粹的社会问题，作者在后面又补充说“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4]25。这种衔接似乎多少有点儿牵强，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内在徘徊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思想紧张。

　　其次，《人间词话》方法论的引申范围相当广博。传统的诗话、词话，从欧阳修（1007—1073）《六一诗话》开始[14]1035-1042，即着眼于对诗词的品评，早期的诗话据说只是闲评性质，即使其中有并不多见的方法论论述，也只是局限于诗词的创作上。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却包罗甚广，决不仅限于对词的品评与创作上，更多的是以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不断地通过蕴藏在其中的品评阐述对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等诸多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将自己的思想全方位地灌输到了作品里边。这也是《人间词话》版本之多、注释之广，以及能够累世不衰的原因所在[4]38-39。除了前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诸如“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也”[4]27，论者或谓这种游戏的文学观来自德国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其实王国维虽然借助了海涅的文学观，但又赋予了游戏不同的内涵。这种内涵就是指称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非文学层面而言。又如在“‘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中[4]6，标举“忧生”与“忧世”等等。当然，最著名也最典型地体现《人间词话》中提到的“三重境界说”[4]6。尽管后世对这一论说争论极大，但大体上都指出不仅仅属于文学创作的问题，而与人生、宇宙、社会、自然等等诸多形而上问题密切相关。

　　最后，《人间词话》方法论的阐述程度相当深刻。诗话和词话体作为传统的文学批评形式，其在形式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从而带给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而通常认为，简短的语言表达方式常常无法深刻地对某一问题进行阐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恰恰相反，在极为简短的语言中阐述着极为深刻的方法论。其实，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流行诗话、词话体，绝非因其无法阐述深刻的内涵，而恰恰相反，简短的表达方式很容易精确、有神地点出要点所在，仿佛是打蛇打七寸的利索与干练。比如“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4]19，将思考的空间从诗词过渡到文学，又从文学过渡到社会，而在这种快速的思维转换中，对中国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固有的历史传统做了极为精确深刻的阐述。又如作者在《人间词话》中绝不囿于权威之论，甚至敢叫板苏东坡（1037—1101）的观点，“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4]7，直接斥责东坡为“皮相”（浅薄），乃在于强调自己的深刻。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此不赘言。从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我们可以充分体验到黄霖所谓“王国维是位敏锐丰富的审美情感和睿智深刻的思辨理性兼盛的人物”绝非虚言[4]3。正是王国维本身的这种特质，造就了《人间词话》的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