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方法论的《人间词话》

　　摘要：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我国近代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著作，其独树一帜的文学思想引起了后世学者的浓厚兴趣。中国传统诗话/词话体类本身就包含着方法与内容之二面向，即既包含对词和词家的评说，也包含对词创作及相关问题的方法论评述。王国维《人间词话》在后一方面表现尤为明显。而近年来阅读史有关作者—读者—文本之间关系的讨论，足以引发我们对《人间词话》的重新审视。倘若转换阅读的角度，《人间词话》完全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同时其方法论提出方式之自然、引申范围之广博、阐述程度之深刻，都是其中的显著特征。从这种“微言”中读出“大义”，可以加深我们对王国维及其思想的认识。

　　关键词：王国维；《人间词话》；方法论；阅读史

　　中图分类号：K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63-03

　　王国维（1877—1927）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家，先后在哲学、文学和史学领域取得过重大成就。作为其文学研究代表作的《人间词话》更是享誉海内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嘉莹认为“《人间词话》一书恰好是可以导引现代的读者通向古代的文学、结合西方观念与中国传统之心智的一座重要桥梁”[1]3。作为传统的词话类作品，理应包含内容（话）与方法（论）之二面，亦即既包含对词和词家的评说，也包含对词的创作及相关问题的方法论评述。其中，《人间词话》在方法论方面的阐述尤其值得注意，可惜至今未能引起学界有效的讨论。近年阅读史（historyofreading）领域有关作者（writer）——读者（reader）——文本（text）关系的论述，足以引发我们对《人间词话》的重新审视。即当我们换成方法论的角度对《人间词话》进行阅读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间词话》也就变得丰富多彩。

　　一、《人间词话》中的方法论论述

　　近代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1873—1929）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这个“过渡时代”的特征。在这样的过渡时代，“常常会出现旧的依然残存却已不能笼罩一切，新的虽已诞生却仍未占领全部人的心灵这样一种现象”[2]153。于是，我们看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尽管继承了传统诗话、词话的文学批评形式，但在实质上早已突破了这种形式的局限。“它输进了自己时代的新方法、新内容。它是一种中西合璧而又独具个性的新产物”，因此，不妨说《人间词话》具有一种“旧瓶装新酒”的特色[3]1。正是这种过渡时代赋予《人间词话》的特色，使得《人间词话》在继承传统词话方法与内容之二面向上，做了较为隐晦的处理。而正如《人间词话》并不局限于对词的评论一样，其对方法论的阐述也绝不局限于诗词乃至文学的创作，人生、世界、宇宙等诸方面亦为其所涉足。以下试举几例：

　　（一）“词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4]4。

　　本则词话直接针对的是词的创作者词人本身，直接起因是王国维对李煜（937—978）的欣赏，在接下来的词话中，作者提出“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4]4，其后又认为，李煜是“主观之诗人”，所以“不必多阅世”，因为“阅世越浅，则性情越真”[4]4。他甚至夸张地认为“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4]5，这些论述在最基本的面上，都是传统词话中对词学创作的批评，是纯粹的词话语言。

　　但与王国维相似的论断，前朝久已有之。结合这些前朝的论断，我们就看出其中的端倪。“赤子之心说”，肇始于《孟子》，“大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5]269。这是作为政论家的孟子对赤子之心的解释，宋代陈普（1244—1315）用诗歌对此做了理解，“真淳未凿本诸天，饮食啼号所性然。情欲不生无外诱，圣人之质自浑全”。①“赤子之心说”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早在清初袁枚（1716—1797）《随园诗话》里就有，句子结构和王国维的论述如出一辙，“诗人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6]107。而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也一再提到赤子之心说，认为“天才者，所以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7]1690。那么，从大人到诗人，再到词人与天才的延展，似乎王国维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赤子之心”对于文学创作的重大意义。应该说，王国维更多的是对人生品格的一种考量。黄霖指出，王国维对赤子之心的论断，相当于李卓吾（1527—1602）标榜的绝假纯真的“童心”。如果抛开陈腐的新旧观念和阶级观念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不论，那么王国维对政治、辫子、学术等的坚守，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其赤子之心的表现，于此连梁启超也承认王国维“盖感情最丰富而情操最严正之人也”[8]55。这种赤子之心的方法论论述对我们的人生也有极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