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的名义追寻(2)

　　但露辛达对精神偶像的崇拜，并不缺少理性的介入。她激赏荷坦丝惊世骇俗行为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导致这些行为的荷坦丝的性格弱点。“真相是荷坦丝的肤浅、虚荣和有勇无谋，正是她之所以有胆量的要素。正是这些人格特质，给了她逃跑的力量。那些深思熟虑的女人，内向的人，杞人忧天的人，或者敏感纤细的人，无法像荷坦丝那样狂野地投奔自由，而且还幸存下来，发光发热。我并非无视于她的缺点而崇拜她，我正是因她那些缺点才崇拜她。要解释这些实在太困难了……”在这里，露辛达的评价直达本质，坦诚、率真、辩证、智慧，像荷坦丝的人生一样迷人。露辛达痴迷荷坦丝的行为，也批判她的行为；欣赏她的人生选择，又指责她选择的动因；为她辩护，却不放过她的瑕疵。她对她的崇拜与批判，像生活的现实与心灵的现实一样针锋相对，却也同心灵与生活终于相安无事一样和谐完满。悖论的崇拜，批判的和谐，神魂颠倒又清醒执著的痴迷，无法用理性和语言解释的奇妙——这只能是一种美的抵达和奇迹，是美的魅力使然。唯有出于美的欣赏和赞叹，才使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体察和亲近，悬置了苍白的道德和戒律，放逐了人性的顽劣和缺陷，跨越了久远的历史时空，创造了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融合。露辛达以美的名义和一颗朝圣的心，执拗地寻找荷坦丝的棺木，追寻荷坦丝的精神足迹。追寻之中，多重的美的力量——荷坦丝的生命之美，露辛达的追寻之美，人的存在之美——展示着人性的丰富和婀娜，创造了生命的自由与奇迹。生命的一切，包括欢愉，只为美存在。

　　欢愉不仅仅是肉身欲望的快乐满足，它也是精神的，甚至更是精神的，不可没有智性的参与和表达。身心的双重欢愉才是更为深邃迷人的人生乐事。沙龙是巴黎欢愉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象征，沙龙是催生思想活力、智慧光芒与心性自由的所在。带着对沙龙生活的深深向往，露辛达进入了十八世纪知名文化沙龙女主人德梵夫人的世界。德梵夫人的头衔和财势都很平常，她和乡下丈夫离了婚，其后的大半生依靠他人的慷慨解囊。在五十五岁失明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她凭借着聪明才智和独特人格，成为史上最伟大的沙龙女主人，在文艺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谈书、朗读书信、打情骂俏、说笑玩闹，德梵夫人的沙龙“像妙语如珠的庆典”和欢愉王国，富兰克林、霍勒斯·沃波尔、休谟都是她的座上宾。十八世纪是推崇理性的时代，但“这所谓的理性，不是那种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的理性，而是一种狂野奔放、自由心证的理性”，这理性结合的是生命的活力：它机智、嘲讽，而不刻板、严肃，它看重灵性、才气、品味，而不教条、肃穆、道貌岸然。这放荡不羁的理性，与智性的欢愉暗通款曲，而贯穿它们之间的，正是生命的自由。

　　三十年间，失明的黑暗沉寂与主持沙龙的热闹活跃，这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现实，鲜明的对比与反差，怎么都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动力，支撑着一个已然老迈的女人在黑暗中执著地选择一种智性生活——正是在这，露辛达带我们透过交际花、沙龙主人德梵夫人的生活欢愉，触摸到了她苦痛的灵魂。与她所主持的巴黎最欢乐、最热闹、也最展现其熟女风范的沙龙生活相对，德梵夫人深切地感受到活着的不幸和痛苦。她否定宗教，恐惧死亡，她为虚无所俘，她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充满深深的绝望，她为灵魂失落、意义丧失的生命本身所折磨，她厌世、悲观，无时无刻不处在深刻的自我怀疑之中。一边是对俗世生活的投入、执迷、眷恋和享受，一边则是对投入俗世的生命和自我的否定、游离、拆解和抛弃；一边是对意义、灵魂、存在、智慧的探索与寻找，一边则是对这探寻的否定与放逐。即便如此，德梵夫人现实选择与精神困境的悖论，却依然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抗争和勇往直前。她相信智性生活的力量，信仰人的理性、逻辑的魅力，所以，虽然她时时刻刻审视着自己的内心，感受着生命中大的痛苦和空虚，却又以更大的超乎寻常的热情，投入到社交、艺术与欢愉之中——正是沙龙生活为人的智性与理性提供了完美展示和自由创造的舞台——以获得尽量多的心智自由与欢愉能量，去战胜人生漫无边际的黑暗与沉沦。她不伪饰残酷的人生现实，不遮蔽困苦的心灵体验，面对生命的存在，德梵夫人勇敢而坚毅，即便是死亡，也无法让她屈服。她死前同意神父前来祈祷，可是她终究忍不住趾高气扬地教训神父：“神父啊，我什么都配合你，只要你答应我三件事情：不要发问、不要规劝我、不要向我传教。”也许是近三十年的失明，早已让德梵夫人对虚无与黑暗的生活无所畏惧、游刃有余，在最后的死亡和一切的寂灭跟前，她依旧保持着灵魂高傲而决绝的姿态。

　　追求欢愉的交际花和沙龙女主人，是伏尔泰所言“老去的年华因苏醒的智慧而闪耀的女人”，在这些露辛达所追寻的女性之中，也许没有一个能像斯塔尔夫人那样，在追求欢愉之余，投身政界，染指权力，以非凡和强硬的态度，与男性和男权社会对女人的压制相对抗，超越性别的局限，以一个大写的“人”而存在。作为政治家，斯塔尔夫人让卧房具有社交功能，甚至成为“欧洲自由主义政治及先进思想的总部”，她发表文章，出版小说，主持沙龙，在与情人们进行情欲交流的同时，更积极主动地介入他们的思想世界与政治生活。面对威胁和强权，她从未放弃过对独立人格和自由的坚守，“人要听从自己的信念”。作为拿破仑的头号死对头，她与拿破仑之间的互相仇视，是人格对等意义上的精神较量。相比夺取斯塔尔夫人的性命，拿破仑深知，让她离开巴黎才更让她痛苦。但长达十二年的驱逐令，虽然让斯塔尔夫人无比绝望，可她却丝毫不曾妥协。她的小说《黛尔芬》、《柯妮，或者意大利》是自我人格的宣言，是她灵魂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