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心灵的荒原(2)

　　这一部分可分为两节：1—4自然段为第一节，5—8为第二节。由于诗的这两节在内容上有相当的一致性，这里就不再分而述之。

　　散文诗所描写的自然环境是阴沉昏暗的，象征着社会的冷酷隔膜。孩子作为求乞者，就出现于这样的背景之中。两节诗写孩子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前一节是“拦着磕头，追着哀呼”，尚有求乞者的样子；后一节“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已全无求乞者的诚意，完全是装腔作势的骗子。这个形象是有蕴含的，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中回忆鲁迅曾亲口告诉她“宴之敖者”的含义：“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里的“求乞者”直接代指周作人及羽太信子之流。鲁迅以长兄的身份，呵护备至地关爱兄弟，最终却落得个被赶出门的结局，多么使人心痛啊！这也就是有的学者不解，鲁迅曾发出“救救孩子！”的疾呼，而如今却以如此冷漠的态度对待求乞的孩子的原因。但鲁迅的思考绝不会仅仅止于家庭的纠纷，而是将这种欺骗广而大之到中国社会病态丑陋的现实。在《灯下漫笔》中鲁迅尖锐地指出：“只要一翻孩子所读的《鉴略》，——还嫌烦重，则看《历代纪元编》，就知道‘三千余年古国古’的中华，历来所闹的就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这里“小玩艺”就指中国社会之丑陋的思想意识——“瞒和骗”。正是这种丑陋的思想意识，愚弄麻痹着人们的思想，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其实细想一下，这类现象，即使今天的中国又何尝少呢？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自然可以理解“我”对求乞者的态度：“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我憎恶他这手势”，我不但不会给予他布施，甚至连同情之心也没有，我能给予他的只有“烦腻，疑心，憎恶”，这是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带着深刻教训的个人反思。鲁迅先生曾经无私地帮助青年，他认为青年必将胜于老年，明天必将胜过今天。多年后他痛切地说：“我懂得青年也会变猴子，变虫豸，这是后来的事情。”（唐弢《琐忆》）这又是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否定。《铸剑》中借宴之敖之口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成了放鬼债的资本。”艾略特在《荒原》的结尾借雷霆之口，对宗教寄予了全部的希望，奉劝人们施舍，同情，克制，然而在相同的意象背景之下，鲁迅却表达了截然相反的态度：“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可以说，这又是鲁迅思想上的一种超越。

　　第二部分（9—18）：生命的自我剖白：心灵的荒原。

　　这一部分仍分为两节：9—12自然段为第一节，13—18自然段为第二节。两节诗的联系也很密切。

　　环境依旧如开头，“剥落的高墙”已经变为“倒败的泥墙”，“断砖迭在墙缺口”，还能够看到墙里面什么都没有，描绘出了一幅更加荒凉残破的景象；“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人心还是依旧冷漠。如果说“孩子”的求乞，求乞获得的是物质的施与，而“我”的求乞，希望得到什么呢？诗歌自然而然地将思考引导到精神的层面，即鲁迅先生自我思想的探究和剖析。

　　在《北京通信》中，鲁迅曾说：“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的鲁迅苦闷彷徨，也曾有我不知道风在向哪一个方向吹，路该向哪一个方向走的感慨。“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这里连用两个疑问，表明“我”绝不装腔作势地求乞，也不愿“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鲁迅以为“布施”“布施之心”，同样也不过是用来麻痹和愚弄人民的“小玩艺”——“瞒和骗”。在稍后1925年写的《忽然想到（十一）》中鲁迅先生大声疾呼：

　　人必须从此有记性，观四向而听八方，将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谈全都扫除，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将无论是谁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总而言之，就是将华夏传统的所有小巧的玩艺儿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学学枪击我们的洋鬼子，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如果说前面的部分都是“破”，是批判，那么诗的最后一节，就是正面立论，是在简洁明了地阐明诗人的观点：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