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味与民族文化

　　本世纪初，程少堂首次提出了“语文味”这一语文学概念，并逐步构建语文味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并在中语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指出：“自然界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变化；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那我们应怎样去认识语文味产生的相关背景以及内涵与外延呢？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语文味的提出与依据

　　从语文单独设科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年的语文教育，我们能否理出一个头绪，找出一条线索来呢？中国古代教育没有独立的语文学科，语文教育是与哲学、政治、历史、伦理等多种教育融为一体的。这种“内容泛化”又主要集中在儒家名理上，而语言本身却常常淹没在义理的演绎和考证中。这种“一身而数任”的“混合式”教学到了清代末年发生了变化。在西方进步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清政府于1898年废科举，兴学堂，实行分科教学，1904年语文教育才独立设科。完整的课程体系取代了综合的泛化的经义教育，语文教学从传统的经史哲理的教学中分化出来，走向“弃混合式教学为语言专门化”道路。李海林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由义理本位向语言本位的转移，语文教学由经义教学发展成为语言教学，这是现代语文教学的重大转折”。

　　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至世纪末，语文教育的发展主要沿着两个方面向前发展：一是其语言要素发展方向。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语文教育当时大都按照西方语言体系去分析汉语现象，从《马氏文通》始，人们就错把语言规律当成了学习语言的规律，当成了语言能力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因此，长期以来，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与教学实践中，大多是关于语言的语音、文字、词汇、句法的静态语言知识，而缺乏青少年学生运用语言和形成言语能力的可操作的动态知识，而且这种静态的知识被不断扩大化，泛化到文章知识、逻辑知识、文学知识、文学常识等，于是形成了所谓“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八字宪法”。把语言当做一套知识系统和技术系统来教，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二是政治思想发展方向。例如，我国经历的解放初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等不同阶段，基本上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思想为纲，而真正从教育规律的角度去认识语文教育问题，只有20来年的时间。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教育界、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现代语文教育向何处走的问题。1997年，《北京文学》刊登文章，认为现行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这些声音，为新一轮语文课内容变革拉开了序幕，语文教育开始反思语文教育如何回归到语文教育的规律上来。在这一期间，出现多项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其中，从语言切入的，较有影响的就有洪镇涛提出的“语文本体改革——语感教学”、程少堂提出的“语文味”，这些改革，从语文教学规律出发，体现出自身的实践价值与理论的意义。

　　“诗味论”是语文味理论形成的文化基础。“味”的内涵和处延很不确定，它的本义就是指食物本身的特性和人的口舌对事物的感受这样两层稍有区别的涵义。其引申义尚有对事物的体察，辨别及事物的意义、旨趣等含义。移用到诗学理论上，它既可指诗自身的美感，又可以指人对诗进行的审美活动。这体现了中国古代直觉感悟式思维代替理论概念的特色。

　　古代“诗味论”是有一个发展的轨迹。汉魏六朝的钟嵘提出“滋味”说，他认为“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才能达到“文有尽而意无穷”的美感效果。唐宋时期的皎然认为诗歌境界“可以意冥，难以言状”，指出“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司空图更是提出了“象外之象”与“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概念。他认为要想理解或创作优秀的诗歌作品，必须首先“辨于味”，能体会到“味”的意义。对“味”的理解，不能停留于表面的感受，而应达于它的深层，故它特别强调诗的“醇美”、“含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严羽在《沧浪诗话》也提出了“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子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等体现东方式的感悟，强调审美的心理体验，以及诗的艺术规律等相关内容的阐发。明清时期的李贽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王士祯的“神韵说”都涉及到“真”“趣”“淡”等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