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交易私权救济的法律探讨(2)

　　（二）证券民事诉讼制度不完善，股民维权成本高

　　投资者因内幕交易受到损失，提起侵权诉讼只能采用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法律不承认代表人诉讼方式，这无疑会增加股民的维权成本。首先，共同诉讼人人数众多且分布于全国各地，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一致的利益诉求。其次，财产案件受理费与诉讼请求的金额成反比，标的额越大，交纳比例越低，单一诉讼和共同诉讼中，投资者需要分别交纳受理费等费用，所有投资者交纳的受理费用总额巨大。第三，在单一诉讼和共同诉讼中，投资者只能分别与律师建立委托关系，律师费用自然会提高投资者的诉讼成本。此外，单一诉讼和共同诉讼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造成案件审理周期长，有的案件甚至长达数年才能结案。因此不完善的证券民事诉讼诉制度致使审理周期长，诉讼费用高，从而增加了投资者的维权成本。

　　（三）投资损失确定难，赔偿额计算复杂

　　由于投资损失确定难，赔偿额计算复杂，投资者因内幕交易行为受到侵权后，法院可能因诉讼请求标的不明确不予受理，私权利总是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救济。投资者的损失通常包括股市正常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和内幕交易行为导致波动造成的损失，根据《侵权责任法》，侵权损害赔偿必须满足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所以让内幕交易者无需对股市正常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由于当前的技术条件所限，尚还不能准确认定正常的价格波动，受害人的投资损失很难确定，也就难以运用“填补规则”来确定赔偿数额，人们只能运用其他方法计算赔偿数额。理论上的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主要有四种：实际价值计算法、实际诱因计算法、差价计算法和非法所得计算法。[2]差价计算法和非法所得计算法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证券维权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证券法对投资损失与赔偿额的确定方法还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投资者维权之路步履维艰。

　　三、完善证券侵权民事赔偿制度，重建私权救济的法律途径

　　（一）建立集团诉讼制度

　　集团诉讼是指始于17、18世纪英国衡平法、完善发展于美国用于解决群体纠纷的诉讼制度，这种制度是将具有同一事实或法律关系的不确定当事者拟制为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一个或数人提起诉讼视为代表整个群体提起，判决效力扩及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3]集团诉讼可以把“小额多数”的群体力量集中起来，当事人无需分别提起诉讼，由于诉讼标的巨大，法院受理效率会降低。并且，集团诉讼当事人可以集中财力聘请最后的律师团队为其争取权益。我国目前对于证券民事诉讼方式，是明确排除集团诉讼，只能用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4]由于单一诉讼或共同诉讼中，各原告需要分别与其代理律师建立委托关系，因此原告的诉讼成本大大提高，自然会降低其侵权诉讼的积极性。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方式立案也增加了审判成本，降低了审判效率，例如“东方电子案”，由于立案形式受限，法院不得不在立案阶段对将近七千名的投资者的立案证据材料进行逐一地审核，且该案从起诉至原被告调解书履行完毕，花了5年时间，审判效率低下，使得投资者的权利不能得到及时的救济。

　　（二）建立证券错误交易撤销制度

　　证券错误交易是指因系统错误故障或者人为错误致使交易价格、数量、对象等方面违背主观意图而使自身遭受重大损失（包括预期损失）、对方不当获利的交易。错误交易不仅影响交易参与人的利益，并且影响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交易所可以依职权或依申请撤销错误交易。[5]“光大乌龙事件”中本来是因为光大证券的交易系统出现故障导致交易错误，其本身不涉及违法，然而，光大证券为了挽回预期损失在内幕信息依法披露前即着手反向交易，就形构成了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最终直接导致大量投资者损失惨重。如果建立证券错误交易撤销制度，当系统出现故障后，光大可以申请撤销错误交易或交易所发现交易异常可以依职权撤销。既然证券错误交易都给撤销了，光大就没必要冒着风险进行内幕交易，投资者也不会因此造成损失。因此证券错误交易撤销制度可以从源头上来减少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维护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