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上海古装电影中性别解读

　　[摘要]本文以上海“孤岛”时期古装电影滥觞中出现的女英雄形象为研究对象，将女英雄分成侠女、沙场红颜两种类型，分别从性别悬置、性别置换两个角度解读古装电影中所展现的个性意识与国家意识的冲突，而对这对冲突的有效解决方式即为将个性消解，将性别置换，使个性意识绝对归属于国家意识。女性形象在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隐喻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并服务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动员。

　　[关键词]“孤岛”电影；女英雄；性别；民族国家认同

　　1939年上海电影中出现的古装片热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于1939年2月完成上映的古装历史片《木兰从军》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并在上海连映85天，创下空前纪录，由此引发众多电影公司纷纷投资拍古装片。继《木兰从军》之后，出现了《武则天》《费贞娥刺虎》《葛嫩娘》《董小宛》《香妃》《梁红玉》《红线盗盒》《赛金花》等古装片。细细分析这些历史片不难发现，影片均以女性为主角，而讲述的都是女英雄故事。

　　关于对“孤岛”上海古装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有慈祥的《论抗战时期“孤岛”电影中的妓女形象》一文，该文章认为妓女形象的塑造达到了政治与商业的巧妙衔接。①

　　慈祥的这篇文章中沿袭了之前学者对妓女形象的关注，并指出妓女形象的塑造在特点的时代发挥特定的作用，但忽视了女性形象的改变②所包含的性别身份的建构。可以说“孤岛”时期古装片中大量巾帼英雄热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最表层表现为《貂蝉》《木兰从军》的票房成功引发了制片商对类似题材的挖掘，在商业利润的驱使下对成功影片的仿制，虽然很多影片有粗制滥造之嫌，但对上海电影产业的恢复以及保持中国电影的发展与繁荣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第二层意义可以归结为保家卫国的故事取材于历史，可以躲避当时严苛的电检制度，成功上映有利于节约商业成本和获取商业利润。第三层意义可以说女英雄形象意味着性别的社会功能角色的转换，由此赋予了影片丰富的文化政治内涵，使影片服务于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总动员。本文力图从性别与角色功能转换的角度，解读这一时期出现的众多的巾帼英雄影片，探讨它们潜在的政治隐喻与民族国家认同。

　　一、性别悬置中的个性消解

　　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这对概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一直被探讨，这对概念是既对立又互补，二者之间所构成的张力为当时的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想象与思想的灵感。如何将个性意识与国族意识的冲突与解决，在历史的英雄人物身上用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在抗战时期艺术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如果仅是英雄人物的浪漫崇高，这一形式贯以悲剧的来表现，比如《荆轲》《苏武》《岳飞》等题材的古装片，但在环境相对特殊的“孤岛”上海，古装历史片中的英雄则几乎偏重于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同样，巾帼英雄也是个性英雄，而在个性英雄的故事模式下，如何处理个性与国族这两种认同模式的冲突与归属问题？我们从性别的角度来考察似乎可以发现，在众多的巾帼英雄当中，可以把她们分成两类：一类是侠女型的，如红线；另一类是沙场红颜型的，如木兰与刘元度、梁红玉与韩世忠、葛嫩娘与孙克咸。

　　在巾帼英雄古装片热中，有一小部分影片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戏剧冲突时采用的是对个性爱情的消解方式，当然，与其说是消解爱情，不如说是对女性身份的悬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将个性意识绝对归属于国族意识当中，《红线盗盒》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影片，她是以侠女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侠女的性别不是置换，而是颠覆与僭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