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东贸易政策公共参与的调查与对策建议(2)

　　国家、省与市三级行业协会大部分都是各自独立开展工作，有些行业协会存在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但并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某些下层协会可能是上层协会的团体会员。国家级行业协会官僚化倾向严重，中央政策制定机构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市级行业协会的草根特征更明显，与企业的联系更密切，工作开展比较务实。由于广东的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一些行业的大部分企业都集中在少数地级市，导致市级行业协会的实力和影响力超过省级协会。一些被访对象抱怨称，省级行业协会在夹缝中生存，在制定政策的影响力和服务企业方面都逊于国家级和市级协会。

　　（3）协会的主要工作。根据参与调查的行业协会反映，90%的协会都承担代表行业与政府沟通的工作，是其主要工作之一，所占比例最高；80%的协会可以提供市场信息服务；70%的协会有能力出版协会刊物、举办行业展览会或组织企业参展；65%的协会有能力提供行业专业人才培训服务、制定行业规范及协调会员关系；50%的协会都会开展对外交流活动，帮助会员改善经营管理及进行行业自律等。不能组织能力完善的企业还开展法律政策咨询服务及代表会员企业维权。

　　（4）协会的财务状况。行业协会的组织能力严重受到自身财务状况的制约，被参与调查的行业协会年度经费收入的平均值53.95万元，规模大的行业协会每年大约有100万元左右的运作经费，规模较小的行业协会每年大约只有10—30万的运作经费。会费是行业协会的日常运作经费的重要来源，会员不交会费的情况普遍存在，某些协会有高达40%的注册会员拖欠会费。除了会费外，协会其它的收入来源依次是有偿服务、企业赞助和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主管政府部门对协会的收入可以发挥很大影响，主管部门财政资金充裕程度、影响力及与协会的关系是否密切直接决定行业协会能否从主管政府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目前，行业协会财务管理的规范程度和透明度普遍不高，限制了捐赠渠道筹集运作经费的可能性。

　　2、行业协会对贸易政策公共事务的认识

　　（1）协会关注的贸易政策主题。在行业协会特别关注的诸多贸易政策主题中，关注技术性贸易措的协会占85%，关注关税和出口退税政策的协会占75%，关注反倾销反补贴政策的协会占65%，关注进出口配额政策的协会占60%，关注品牌和知识产权的协会占50%。其他诸如贸易与环境、贸易与劳工标准等前沿问题只有小部分行业协会关注。

　　大部分协会对我国外贸法规和政策关注较多，但对国际贸易协定和外国贸易法规较少关注。因此，当行业直接卷入适用国际贸易规则的国际贸易摩擦案件时，就发现知识储备不够，难以有所作为。某些行业协会在组织应诉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和337知识产权调查的实践中，由于不了解国际贸易规则和有关国家的贸易政策，处处处于被动地位。在我国开展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在与欧美进行纺织品协定磋商中，行业协会难以作为行业利益的代表者参与其中。

　　（2）协会获取贸易政策信息的渠道。行业协会获取贸易政策信息的主要渠道依次是政府传达、公开媒体、同行交流。许多协会对提高贸易政策透明度的措施不甚了解，获得的政策信息有限，不同协会之间的认知水平参差不齐。

　　3、行业协会参与贸易政策事务的情况

　　（1）协会参与的贸易政策公共事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国家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比过去更加注意发挥行业中介组织的作用，在制定政策和开展贸易谈判时，适时征询行业意见，委托行业组织开展政策调研、拟定行业标准、收集国外贸易壁垒信息、组织企业参加贸易摩擦应诉等。我国部分行业对外开放较早，对外开放的程度较高，受贸易政策影响较大，这类行业协会在参与贸易政策方面显示出较高的自发性。例如：2003—2004年，美国对我国出口卧室家具进行反倾销调查，广东省和东莞、深圳等市家具行业协会与政府密切配合，在大力发动企业参与应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从调查的整体结果看，大部分省级行业协会在参与贸易政策公共事务方面还显得不够，即便有过参与经验，但次数不多，涉及面不广，仅限于个案处理。

　　（2）协会开展贸易政策公共事务存在的问题。行业协会开展贸易政策公共参与活动遇到的困难：首先是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沟通配合不够，行业协会不了解政府部门当前最关切的政策议程以及欠缺公开透明合适的政策参与渠道，导致难以主动参与、预先参与，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处于被动状态，往往是政府要求做什么就做什么；其次是行业协会的常设机构的工作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源有限、经费短缺、专业知识欠缺等，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工作时，难以达到相互的期望，难以办成实事；再次是行业管理体制的问题，行业协会难以协调行业意见和利益，通常抱怨政府没有放权，行业协会的角色定位也不够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