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治安“新”问题探析(2)

　　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土地流转纠纷多。世界经济形势的严峻使我国的出口市场面临着很多的困境，部分从事建筑行业、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失业，在长辈的压力下被迫返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土地已被流转而无地耕作的窘境。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截至2008年11月，当地已返乡的3.57万名农民工中有8.23%表示，因为土地已经流转，无法开展农业生产，由于没有收入来源，欲索回土地使用权。事实表明，随着农民工返乡潮的出现，农村土地流转纠纷激化已不容忽视。[4]

　　三是各类民间纠纷多。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娱乐方式等新事物和新兴生活方式的追求度高，加上他们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后受社会组织的制约力减弱，受道德的自制力减退，引发了大量的家庭、婚姻、邻里等民间纠纷，这些“小”纠纷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会逐步演化为治安纠纷乃至于“民转刑”的案件，引发社会极大不稳定。（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突出

　　随着转型期社会制度和社会背景的变迁，农民工的社会问题也随着社会化的进程而不断积累和传递着。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引起的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其规模、参与人数、严重程度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性事件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安的热点问题。

　　出生、成长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学历更高，视野更宽，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希望社会平等对待的需求更高，当面对工作和生活的不公正时，他们不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一味的屈服，而是选择抗争。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多采取围堵政府机关、集体罢工、聚众闹事、围堵交通、甚至打砸破坏、暴力冲突等行为来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丑恶现象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个阶段的他们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依赖期，他们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但当遭遇人为隔阂和制度性障碍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时，反社会情绪或失范行为会随之显现。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单调乏味，再加上法制意识淡薄等因素，传黄播黄，赌博活动屡禁不绝，甚至还被认为是正常的“娱乐”活动，严重影响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三、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治安新问题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可以将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社会治安新问题归结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宏观因素——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中观因素——制度、管理因素，微观因素——自身因素。（一）宏观因素——社会、经济、文化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村与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急剧流动，在主动融入城市生活中，社会纽带断裂、社会结构解体、社会信任不足，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的重要社会因素。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憧憬着在城市安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却由于城市居民的偏见和歧视使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较弱，新生代农民工在这种矛盾的冲突状态下，最易受到伤害，也最容易越轨，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扩大的首要原因，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治安新问题的经济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并且还随时面临着被解雇和失业的危险，他们一方面工作不稳定、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又对金钱和美好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欲求，极度的反差使一部分人逐步走上了靠非法手段谋生的犯罪道路。

　　城市和农村两种文化和价值观使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双重拉力的矛盾之中，成为一种文化上和角色上的“边缘人”，难以被两种文化的任何一方所接受。自身的文化冲突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孤立感和无助感，其中一部分人就以越轨或犯罪行为来发泄其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的严重不满情绪。（二）中观因素——制度、管理因素

　　由于个人能力、受教育程度、综合素养或职业性质而产生贫富的不均以及收入的差异，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如果贫富悬殊与身份差异是因为制度的不规范和管理的不健全而造成的，就是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

　　当前，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受损时维护机制缺损，不断地积累着民众的不满情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多发就是利益受损群体难以诉求而不断地催生出的跨地上访、越级上访。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利益分配机制失衡，导致贫富差距严重和民众心理失衡。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社会没有解决好利益的再分配机制，社会的不公使弱势农民工群体心理处于失衡状态，一遇风吹草动，特别容易成为利益冲突的积极参与者，引发各类社会治安问题。（三）微观因素——自身因素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日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从落后的农村进入城市，一方面身处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刺激其强烈的物欲；另一方面亲眼目睹着富人的富有和奢侈，强烈的收入反差和社会不公平感油然而生。城市常住居民对农民工是歧视和偏见心理，农民工对城市是对抗甚至破坏心理，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触发新生代农民工压抑状态的攻击性，并最终以极端的暴力犯罪的方式爆发。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制意识淡薄。农村整体教育资源缺乏，法律宣传体系不健全促使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法律的概念是陌生而模糊的，甚至无法准确分辨罪与非罪的界限。当他们陷入失业困境，而又缺乏法制的鉴别判断能力时，很有可能就踏上了违法犯罪的不归路。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治安新问题的防范对策

　　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治安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健康发展，还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宏观上：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管理理念，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营造氛围

　　首先，政府要改变原有防御管理模式，树立“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理应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的社会管理理念，建立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机制相适应的新型管理体制。[5]其次，政府还应在社会管理中积极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努力构建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特点，满足新生代农民工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子女就学、公共医疗、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隔阂，积极化解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