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身体观：中国人躯体化表达的合法性渊源(3)

　　三、从传统身体观看中国人高躯体化表达的合理性

　　气这一概念的特殊性与模糊性，正体现中国人对“身体”这一概念的独特认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身心并非对立的实体，两者不是截然两分的。中国人在谈到“身体”时，不会进行“形躯”和“心志”的区分，“形躯之身”既是生理基础，同时还参与心理、精神层面的活动。因此，中国人的“身体”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实体，而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身体的意涵牵涉到无形的精神、心灵、情意，是生理与心理的交互作用而成的一个整体。由此，躯体与心理相互沟通与表达，也就不难理解了。在这种身体观下，古人在论述人的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时，很少对二者做出明确划分，而是笼统论之即可。

　　另外，既然任何生命现象的变化本原是相同的，那么不论心理疾病还是躯体疾病，“追根溯源”地讲，都可以由同一方法进行解释，也可由类似的方法进行治疗，此所谓异病同治。于是，在中医治疗中，它不着眼于病的异同，而着眼于病机的区别；相同的病机，用基本相同的治法，不同的病机，用不同的治法的治疗原则，这就构成了中医辨证施治原则的实质。同时，体内体外、心理生理均一气相通，“二十五人之形，血气之所生，别而以候，从外知内”（《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在后代名医朱丹溪的总结中，“以外知内”的方法就进一步成了“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必形诸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编，1994，第1122页）这样，中国传统医学里不再区分心理治疗与躯体治疗，也就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了。

　　体现在具体的治疗实践中，就是医家从无心理医生与躯体医生之别，医家坐诊开方，本身就需同时负责病人的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实际上，这两种症状本身就是中医所需体察的“证侯”的不同面相，本是辨证过程的不可或缺的步骤。在四诊之法中，望诊为四诊之首，医家需仔细观察病人的面色、神气、心态，“察望病人之态，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灵枢·本神》），从而判断病位、审察病性、揣知病机并对症下药。患者的面色、目光、体态等等，均为医家关注的重点，并成为其依据“阴阳大义”而进行诊断的临床依据。这种观察方式与现代医学中以医疗机械的生理检查相比，自然更符合以人为本的治疗原则，医家也可自然而然地借此机会为患者提供心理上的诊断、解释与疏导。至于提供心理疗法还是药物疗法，全赖医家判断，而与患者的主诉无关。如果病因乃从情志而起，则可施以情志疗法，或“劝说开导”，或“以情制胜”，或“移情异性”，或“顺情从欲”，以调理阴阳，其医理仍与药物治疗无二。此类的中医心理治疗方法与案例，在历代医案中也多有记载，仍是祖国医学中值得挖掘的宝藏，有许多案例，也值得当下的心理治疗审慎地借鉴。

　　当然，当下的情形与古代医家的实践与立论年代相距久远，尤其是西方科学的传人，毫无疑问已经使得当下中国人的身体观产生诸多变革。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即便是近代西方医学的普及，也未从根本上使中国人的身体认知脱离身心合一的基本逻辑。尽管“从学校教育里的健康教育、生物、护理等课程，乃至运用到医疗保健上，生活习惯所理解的‘身体’，大都无涉于心、神、灵魂等课题。换言之，现代意义上的‘身体’乃局限于其具体形貌、可以透过解剖、扫描来观照的血肉之躯。”（蔡壁名，1997，第45页）但是，从我们诸多日用而不知的惯习中，依然可以发现传统身心一体的身体观的顽强存在。“事实上，我们现在具有的身体观，也正是如此：一方面相信解剖形质，另一方面又坚信身体有许多气与精力的存在，一如中西医并存于当今中国社会一样。”（皮国立，2008，第416页）我们的日常-交往中，仍习惯性以“吃了吗？”、“最近身体还好吗？”来表示“切身”的“关心”，身体在人际交往依然扮演着心理关怀的中介之物。另外，传统的气功、食疗、养生在当下华人社会依然大有市场，20世纪90年代的气功热，以及当下电台的养生栏目及养生食疗类书籍的火爆中即是明证。尽管这些思潮的追逐者多数应当经受过基础的西式生理学的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如地以传统身体观为指引，并进而选择自身的治疗实践活动。至于其疗效如何，自然又当别论。但不论怎样，传统作为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基质，仍然以它潜移默化的方式产生着诸多功用。

　　四、结语

　　躯体化这一现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或许更应当理解为一种普遍而正常的求医逻辑与主诉方式，而不是一种不恰当的病症表达方式。中国人的高躯体化表达，在于其文化中的身体观已经天然地模糊了生理与心理的本质区别和个人身体与外部世界的内外界限，它们都可以在隐藏规律的调节下展示出某种共变关系。虽然这种身体观及相关中医理论已经受到西方科学和医学理念的极大冲击，但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民俗智慧或日常经验的方式传递至今。这种身心一体、天人合一的身体观构成中国患者在求诊时的泛躯体化表达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了解自身的心理苦痛，而只是在表达方式与归因模式上于当下的精神医学诊断标准存在一定的区别。

　　实际上，港台及大陆地区的许多临床研究发现，中国文化中的神经衰弱患者中虽多以躯体症状为主诉，但他们往往只是“两分钟躯体化者”（2-minutesomatizer），因为医生只需耐心询问，两三分钟后患者就自然地表达出内心的问题，并将自身的神经衰弱归因于心理社会压力；许多患者在初入门诊时的疾病体验，虽多以躯体化的方式呈现，但若医患之间建立良好的信任立关系，且医生有充足的坐诊时间及熟练的交谈技巧，则大多数病人也很容易描述自己内心的困扰、人际关系的问题或情绪上的烦扰，把其主诉转移到心理问题上来（曾文星，1998；李诚、陈国栋，1998）。如此一来，所谓的中国人的“高躯体化报告率”，既不是不可理解、也不是不恰当的疾病表达方式，它只是意味着医学和心理学干预在引入西式诊断名词时，应更加细致地考虑自身的医学文化传统，并使用本土化的问诊与沟通方式，以更加准确地描述带有文化和地域特征的身心疾病体验，并更加有效地进行医学干预及心理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