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身体的分裂与聚合(3)

　　那么在后现代社会中，谁需要规训呢？我们的答案是：“可疑的人”。后现代人是一群可疑的人，我们既是被怀疑的人，也是怀疑他人的人。虽然信息高速公路让我们的外在生存空间从曾经的泱泱天下变成了狭小而拥挤的“地球村”，但人的内在精神空间则被推送到一个充满了可能性的境地中。对于作为政治人的“公民”来说，其政治身份曾是现代社会之于传统社会臣民身份的巨大进步，也是现代社会中参与政治生活最为基础和必要的条件，但是在后现代社会中，可疑的人的公民身份受到了种种质疑。

　　时代不可逆转，但可疑的政治身份是可以重获信任的——当然，这个前提是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人仍然是公民，并且彼此信任对后现代社会来说是有益的，我们的分析正基于这种预设作出。虽然“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和经验都是现代性的，但它也适应了时代的发展，用斯廷博根（steenbe唱en）的话来说：“公民身份的历史可以描述为一种包容性不断增强的历史。”在后现代社会中，与身体碎片化趋势并辔的是公民身份多元化趋势，它虽然广泛认同不同政治架构（包括共同体层面和文化层面等）间的包容，但多元化中还有着“无元化”和分散化的含义。其结果是，个体公民具有多重政治身份，其政治立场能够频繁变幻。公民身份的多元化表明公民对政治生活的认知、理解和介入产生了种种分歧，由此造成的冲突或融合都可能聚集在个体之中。而政治仪式中的个体基于多元政治观的不同判断会对政治仪式产生反作用力，其力度和方向取决于个体在多元身份中的抉择。公民身份的多元化意味着个体成为权力信息的多元存储器，虽然便于个体及时应对政治仪式及其外部环境的种种变化，但在其自发变化中也存在着很多危险，如重要的仪式角色随意变换自己的身份而引发的仪式危机。在传统政治仪式中难得一见的、具有致命性作用的反戈一击，在后现代社会的政治仪式中并不罕见，这证明传统社会中能够解决社会冲突和缓解社会紧张的政治仪式，在后现代社会中很可能导致冲突的扩大和紧张的加剧，甚至它们本身就是冲突和紧张的原动力。

　　公民身份的分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不同政治空间的文化断裂，但也带来了重组的可能性。与此相应的是，政治仪式在艰难地维系自身传统的同时，也在某些时空中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松动，以勉力为碎片化的政治个体提供一种新的聚合途径。消极公民和积极公民的身份界分为观察这种松动提供了新思路。消极公民把大多数人看作是消费者，而政治仪式能够为其提供某种抒发情感的舞台，其搭建理由是扩大文化自主政策、少数民族的文化保护、公民自由的仪式性呈现以及直接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发展等等。一些政治仪式之政治意味的衰弱或多或少地与仪式组织者或主持者属于消极公民有关。在这些仪式中，个体介入社会的主动性大幅增强，并在一种缺乏霸权强压的环境中得到了相对自由的舒展。积极公民与之相反，他们将少数人看作所谓的成功人士，是政治架构的主要维系者。政治仪式保护政治结构的功能性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授权仪式、检阅仪式或者重大国家节日的庆祝仪式成为巩固政治结构的重要实践。在这些仪式中，个体基于外因的诱导而激起内在的政治情感，主动地对自我和外界产生聚合性的认同。如果说消极公民受到了个人享有充分政治权利的激励，那么积极公民则勇于担当政治责任。对于政治仪式而言，无论基于消极公民的考量还是基于积极公民的考量，出现了两条不同的聚合路径。在消极路径上，个体通过聚合成整体性的社会群落而修复分裂的身体；在积极路径上，个体则通过聚合成民族国家的共同成员而克制政治身份的碎片化。

　　后现代公民的政治身份往往徘徊在“非此即彼”和“什么都行”之间，政治身份概念中包含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责任很容易弥散在其中。政治权利和政治责任无疑是庄重的，后现代政治系统中的种种行为不能耽于完全忽视规范的“随机”状态，一个后现代政治人“并非怎样都行”，这便是政治仪式在后现代社会中仍然有必要存在的重要原因。波兹曼（Postman）在1980年代对电视社会的来临和盛行给出了一个评价：“娱乐至死。”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发人深省。他认为电子文化的确带来了许多便捷，但它缺少了印刷时代的严肃思考和负责态度，人类在电视机面前越发无聊和肤浅，人们距离能够增强共同情感的仪式越远，就距离那种既自以为是又率性盲从的生活越近。时至今日，迅猛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忧患正是这种观点的有力佐证。我们相信，虽然公民的形象和职责在变化，但“创造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是公民身份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庄重的政治仪式或许可以提醒个体公民重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在反思中与社会和国家一起成长——对于一些积极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对真正健康而成熟的个体、社会和国家的期盼，才是后现代概念中蕴藏着的最强大的力量。

　　（责任编辑：杨嵘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