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身体的分裂与聚合(2)

　　连续性规训技术由两种具体的策略构成，一是对身体在政治仪式中所处的位置进行限定，从而保证作为权力符号的身体符合政治仪式这种权力话语系统的目的；二是确定身体在仪式操演中的行动次序，保证权力信息的流通和交换不受阻滞，这正是权力生产的动态过程。在周而复始的操演中，政治仪式将一种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独立行为系统的自足和完善表达出来，它具有相对完整的意义体系，甚至这种意义体系在经年累月的连续操演中具有了不证自明性，从而能够为流淌于其中的权力赢得神圣权威的合法性支持。

　　身体位置在政治仪式中的呈现，可以通过时间和空间组成的网格来计算。以阅兵仪式为例，士兵在阅兵前的训练中对身体及其行为进行苛刻的分解，令举手投足在每一个时空网格中都达到极高的准确性。但是在仪式过程中，身体及其行为的分解变得微不足道，甚至被刻意掩盖，因为姿态上的一致性、行动在时间上的分秒不差以及在空间上的毫厘不爽才是表演、观看和检阅的重点。从符号信息的角度来评估位置感，有关身体位置的仪式规范是要保证身体中的权力信息既完整又准确，任何分割或断裂都会令权力在流动中发生能量的损耗和信息的缺失。仅有位置感还不能保证权力流动的高效和顺畅，更为重要的是观察身体的“处境”。在政治仪式内部，可将处境视作一种以身体为重要节点展开交流和沟通的网络结构，其形塑主要依赖身体的连续性仪式行为。对其中显现出来的身体的行动次序而言，主要的观察点是身体在仪式操演中所运用动作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连贯性意味着身体能够主动获得位置感，在权力网络的变动中保持正确的（也就是规训机制所指定的）向度；协调性要求身体能够适应来自于处境的不同要求和压力，既包括身体对行动的“调和”，又包括身体在行动中的“调适”。政治仪式对身体位置及其行动次序所提出的诸多制约，目的是使权力的承载者按事先发放的入场券对号登台，然后在设定好的线路上循序渐进。要实现这种宏大场景的准确再现，不能仅仅依靠仪式在内容上的规定，还需要位置和次序的普遍参照物和一般等价物的襄助。在此，普遍参照物是一种投射了自我认知在内的“他者的身体”。对普遍参照物的凝视是对个体身体的多点定位，为个体提供了受群体一致性约束和吸引的机制，令政治仪式将规训对象从个体层面提升到群体层面。如果普遍参照物是普遍性的身体，那么一般等价物就是标准性的身体。政治仪式通过塑造一种“标准人”，令不同位置和处境中的身体与之进行权力交换。政治仪式对“标准人”的控制如同国家控制货币的购买力一样，通过各种标准身体的展示来管理权力的汇兑率。标准人虽然是一种仪式人，但已将仪式标准扩展至仪式之外、社会之中。如古今中外常见的阅兵仪式、对各类模范人物和机构的嘉奖仪式以及关于伟大历史人物或政治英雄的纪念仪式等皆属此类。它们的规训机制极大地扩展了政治仪式规训对象的规模，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训。

　　连续性身体规训技术令权力通过身体及其行动不断地得到生产和再生产，身体成为提供动力的装置。稳定性身体规训技术则促使参与者的物理性身体与其仪式身份保持高度一致，以保证身体作为媒介传输权力时不会遗失附着在特定身份上的权力信息。这一技术主要获得的是基于有效性（绩效）的合法性资源，它最为简单的要求是，参与者的身体要与其仪式身份同质化。

　　现代社会的政治仪式中广泛存在着对同质化的要求，并且在权力欲望的推波助澜下上升为规训机制，其最终目标不再是身体，而是各种形式的权力。以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为例，围绕总统的物理性身体，从饰品到服装、从姿容到仪态无一不是按照符合总统身份的标准悉心打造的。在仪式之中，新总统的肉体被身份彻底同化了，如果不能和身份契合，那么他们的肉体将是对身份的质疑甚至颠覆——仪容不整、魅力不足的身体对应的是缺乏资格的总统，相反，雄姿英发、踌躇满志的形象则是总统获得认同的关键。在这种同质化规训中，一次次总统就职典礼更是将身体和身份的对应性发挥到更高的程度：对个人而言，关系到总统权力的合法性；对国家而言，关系到的则是国家的形象和地位。一旦被升格到这种程度，总统的身体一方面因兹事体大而不敢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因这种关联的存在而“力大无穷”。身体和身份同质化的规训机制主要有两种实现路径，一是令身体向身份靠拢，二是制造无差别的身份以实现身体的匀质性。在政治仪式中这种规训机制的有效性是在双重保障下取得的。首先，同质化能够带来政治收益（也包括其他类型的收益），身体的主人可以获得随身份而来的权力配给。其次，身体和身份的异质化会受到惩罚。在政治仪式中，身体如果做出与其政治身份不符的举动就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包括丧失权力的合法性、退出仪式身份共同体或者仪式失效等。规训机制越强有力，在惩罚力度上也就越大，既可能是想象的报复，如切断其国族身份供应；也可能是实质性的惩处，如肉体的伤害或财物的处罚。

　　在后现代情境之外，政治仪式的两种身体规训技术都明显具有一种霸权意味，依靠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系统对身体的位置、行为和身份作出不容置辩的规定。它们的主要作用对象并不是个体化的身体，而是群体化的身体——或者是个体还没有觉察到自身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前现代社会），或者是个体的自由的一种幻象，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力量和手段与社会性的规训展开对抗（现代社会）。连续性规训技术和稳定性规训技术虽然有效地将众多身体聚合在一起，但它实质上阻止的是社会的分裂，其意图一旦置放到后现代社会中，就会出现“风马牛不相及”式的差错，因为这一情境中发生分裂的不是社会，而是个体。

　　三、主动性聚合：“可疑的人”与规训意蕴的转变

　　连续性身体规训技术和稳定性身体规训技术是政治仪式规约参与者言行举止的基本方式。这种规约限定的并不仅仅是人之肉身，更为重要的是锚定肉身作为权力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如果在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中来观察这种身体规训技术，不难发现“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管理身体的政府”。无论是管理者的身体还是被管理者的身体，在政治仪式中都是以政治象征或权力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们分别作为实施者和接受者共同确保规训机制的完整性。不可忽略的是，两者在各安其位的同时兼具自我规训的意识，因此都属于能够体现政治社会权力原则的政治身体，只是作用方式有所不同。按照规训概念所携的二元观来看，桑内特（Sennett）站在规训者一端认为，政治身体是“统治阶级对身体的意象……表达出对社会秩序的需要”；戈夫曼（Goffman）则站在被规训者一端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政治身体可以通过“互动仪式…‘生产和再生产一种[他们自己的]道德秩序”。不管何者的身体，在政治仪式中都充当着社会秩序的生理性载体和规范性载体。

　　规训的含义并没有停止于此，因为规训所存在的具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福柯在初创“规训”概念时运用了有着后现代风格的研究方法，但其研究背景仍然是现代式的——规训只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肉体伤害的新型监视和禁锢模式，它的作用对象是一群“不正常的人”或者说可能成为不正常的人的人。不正常的人存在于传统社会中，受到的是歧视性对待，甚至是斯巴达式的直接肉体消灭；不正常的人也存在现代社会中，受到的是严格的纪律约束（福柯所言的规训）或者是一种原则性的包容（罗尔斯所言的正义）。但是，后现代社会中不正常的人的形象是极为模糊的。因为一方面现代性的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评判标准的规模剧烈膨胀到一个令人无所适从的地步（出现了有数百个模棱两可问题的心理测评表），另一方面，在光怪陆离成为常态的世界中，对不正常的人往往见怪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