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身体的分裂与聚合

　　[摘要]后现代情境中身体的分裂趋向，直接阻碍了个体迈向政治共识的道路，间接威胁到政治权力系统的稳定和民族国家政治文化的持存。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行为系统，借助连续性身体规训技术和稳定性社会规训技术，一方面，发挥传统的政治功能，由外而内地对分裂的身体施加一种强制性的聚合力；另一方面，为适应后现代社会而积极转变，通过唤起个体公民对其身份中蕴含着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责任的重视，由内而外地产生出一种主动性的聚合力。

　　[关键词]政治仪式；身体规训技术；强制性聚合；主动性聚合

　　在后现代社会中，“生活在碎片之中”的个人境况所带来的威胁愈演愈烈，我们确有成为“堕落的公共人”之虞。贝尔（DanielBell）认为，这种情状的缓解有赖于我们的“文化能否重新获得一种聚合力，一种有维系力、有经验的聚合力，而不是徒具形式的聚合力”。“解铃还须系铃人”，传统和现代不仅提供了培育后现代的沃土，或许还隐藏着一些解救后现代的良方——本文着力探讨的政治仪式便是～剂值得重视的医治“良药”，它作为一种历史悠远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传统社会的无用孑遗，而是在历久弥新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后现代社会中，个体危机集中在身体问题上。不同于传统社会将身体完整地放置在等级秩序中，也不同于现代社会扶持身体庄重而独立的姿态，后现代社会漠视身体的从属问题和权利问题，或沉湎于率性的“拼凑”（pastiche），或钟情于随意的“漫游”（peregrination）。在面对这种身体状态时，政治仪式对身体能够借助于两种不同的规训技术，既提供一种强制性的聚合力，从外部阻止身体的分裂，这是政治仪式最为基本的传统功能之一；也提供一种主动性的聚合力，让个体通过由内而外的反思给予自身一种有效的护持，而这正是政治仪式在新的社会情境下需要作出的重大转型。

　　一、两难的“分裂”：政治身体的后现代转向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身体发轫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本身的重视，启蒙时代将关注点从身体的从属问题转向身体的权利问题，真正锻造出具有独立政治意义的身体。就政治秩序的转变而言，“莫非王臣”的民众在肉体上与君主制告别，开始迈向社会或自我（由此发展出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两条路径）。19世纪晚期尼采（Nietzsche）“升华肉体”的呼声振聋发聩，指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海德格尔（Heidegger）、德勒兹（Deleuze）和梅洛一庞蒂（Merleall-Ponty）等人延续尼采的道路，为身体的主动性或独立性作出各自的辩护和阐发，他们的理论成为后现代情境中政治身体研究的滥觞。至此，曾经只是言说工具的身体拥有了专属的话语系统。在政治学视野中，身体不再是政治制度中一个无声的元素，而是有着特殊表意能力的主角，甚至“成为现代政治的中心”。

　　福柯（Foucault）延续前人的脚步，创建了个体指向的微观权力学和群体指向的生物政治学，开辟出一条后现代的政治分析道路，从碎片式的、多元化的和微观性的身体人手，切中了政治系统的肯綮。他以话语、谱系、身份和身体为经纬，以权力为核心，编织了一张精密而复杂的理论之网，规训便是织网的关键技术。在此视域中，人的肉体被当作可分割的整体，通过空间控制、时间控制、行为控制和力量控制等各种技术被分别处理，诸如“考试”、“检阅”和“阅兵”等活动都可被视作某种规训仪式。在福柯看来，“分割”身体显然不是让身体“破碎”，而是相反，通过作用于身体各部位或身体行为各步骤的微观技术，实现对身体所承载的精神和情感的统一调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维（Har—vey）明确指出：“在福柯关于事物的体系中唯一不可化简的就是人的身体，因为那是一切压制的形式最终都被记住的‘场所’。”既然在后现代社会中，身体仍然保持着一种完整性，那么身体的碎片化又是何意？哈维认为个体的现代和后现代状态有所不同：现代社会的个体被设想为“异化”了的，而异化就意味着个体是一致的；在后现代社会，个体不能再被设想为被异化了，而是自我“分裂”了。因此，身体的碎片化简单来说是身体意识或自我观念的碎片化。这种分裂有其积极意义，例如能够帮助人们对抗资本的控制，在一个消费文化越发趋同的宏大空间中，“分裂的特质对于社会身份和行动来说就越是重要”；或者如奥尼尔（O'neill）给出的更为确切的意见：有着多重要求的身体能“对抗和反击那些支配我们的非人性因素的力量……能极大地强化公民民主的交往性能力”。但是，这种分裂并不总是满足于充当抵抗者，它内在的、无限的“解放”要求往往将自我推送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会在微观层面上造成一种危险的后果——个体在“信任”问题上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信什么”和“我相信很多东西”都融合在同一种日常体验中。正如鲍曼（Bauman）所言：“后现代生活策略的轴心不是使认同维持不变，而是避免固定的认同。”如此一来，后现代社会中身体的分裂是必然的，也是吊诡的，无数碎片式的身体一方面在反对现代性物质力量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中扮演着平民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又让整个人类社会的“精神分裂症”越发严重。

　　如何在政治仪式中理解后现代身体的这种两难状况？象征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切入点。一方面，如人类学家道格拉斯（Douglas）所指出：“除非把身体看作一种社会的象征，[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仪式。”另一方面，在政治学视域中，身体被视作一种“权力的记号”。我们认为，身体在政治仪式中承载着一种象征性的权力，通过仪式操演被转换成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权力。于是，身体的碎片化就突出表现为身体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的碎片化。这些碎片之间存在着以“无主化”和“去责化”为特征的彼此龃龉和割裂的关系——传统政治仪式中的那种言行一致、身行合一的身体已经非常罕见，取而代之的是后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充满口是心非、身行悖谬的身体。这就是后现代社会中，政治仪式所面对的身体境况。

　　在后现代社会中，虽然身体分裂后的各部分，如肢体语言、服饰、头发和纹身等都可能是不同政治意识的象征，或者整体性的身体成为政治社会中的一个缺乏稳定立场和明确态度的碎片，但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仍需在一种统合性的意义上理解碎片化的身体和身体的碎片化。政治仪式本身是一套独立完整的表意系统，而担负操演职责的身体在表意的方式和向度上不会与政治仪式的根本意图背道而驰，如果出现了反常现象，可能意味着仪式的本来面目经受着巨大的挑战，甚或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治仪式显然不能接受这种挑战和颠覆，它凭借有效的规训技术旨在达到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塑造“听话的”身体以“说出”明确的意思，二是将单个身体中所潜藏着的力量剥离、收集并转移出来。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效果是，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阻止政治共同体的分裂，在后现代社会中阻止公民个体的分裂。在不同社会中，阻止的方式完全相反。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采用强制性的外在力量迫使个体聚合在一个共同体范畴内，而后现代社会依靠个体的内在力量主动地维系自身的完整。

　　二、强制性聚合：两种身体规训技术的传统维度

　　无论在何种形态的社会中，政治仪式都要依靠两种最为基本的规训技术处理身体，一种是通过控制身体位置和行动次序的连续性规训技术，另一种是维系身体和身份同质化的稳定性规训技术。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身体规训技术的最终效果有着明显的区别。我们先讨论两种身体规训技术的具体内容和它们在传统维度（相对于后现代而言）中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