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探析

　　[摘要]生态现代化是一种以技术为基础，以生态创新为导向的综合性的环境理论和实践。它向人们展现了一条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赢的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生态现代化体现为政府主导的多维绿色进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层面，政府在促进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现代化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和预防性的环境政策，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重要意涵，因而，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创新性结构变化是其应有的绿色之意，也只有更加激进的结构性调整才能推进生态可持续性。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国家干预；环境政策；预防原则

　　[中图分类号]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35-07

　　[作者简介]王聪聪（1986—），女，山东日照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100871）

　　生态现代化已经成为环境政治和环境政策领域内主导的热门话语之一。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和政策战略，生态现代化吸引着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一、生态现代化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为了破解人类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面临的环境困境，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路径，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学者们如马丁·耶内克（MartinJanicke）、约瑟夫·胡伯（JosephHuber）最早提出了“生态现代化”这一理论术语。自提出近三十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被就人们用来描述一种以技术为基础，以创新为导向的环境政策方法。①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相容性使得这一理论不仅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也获得工商业界的青睐。格特·斯帕加仑（GertSpaargaren）、马藤·哈杰尔（MaartenHajer）、阿瑟·摩尔（ArthurP.J.Mol）、阿尔伯特·威尔（AlbertWeale）、约瑟夫·墨菲（HosephMurphy）等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多元性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不仅表现在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国别特征，更体现在该理论关注点的转换。正如摩尔所指出的，在短短30年中，生态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①第一阶段，人们特别强调技术创新在生产领域内的重要作用，对官僚化的国家持一种批判态度，青睐市场的作用。第二阶段，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学者们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生态化转型中国家和市场、制度和文化的动态关系，而消费领域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这一时期生态现代化的研究依然局限于西欧国家。第三阶段，90年代中期以来，生态现代化研究呈现出更加宽广的全球视角，理论研究领域更加关注消费的生态转型，研究范围更是走出了西欧，迈向全球。生态现代化理论被用来解释非洲、中东欧等国家以及像美国、加拿大等经合组织国家的环境政策和现代化进程。

　　二、生态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生态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的发展有助于生态和环境的进步，即通过清洁技术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哈杰尔指出，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即污染预防，其本质上是一个有益于环境的导向。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是可协调的。②与深生态学强调制度的改变或大规模结构重组不同，生态现代化只能称作是“浅绿”意义上的改革。正如德赖泽克（Dryzek）所指出的，作为一种环境政策战略，生态现代化远非激进意义上的变革，而是作为改革者出现，它旨在重新定义当代社会的结构而不是建议任何激进的变革。③因此，它并不挑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或多或少地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其基本的前提。这种由市场驱动的环境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高度强调经济和技术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并不挑战自由市场原则，而是在满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同时，又能兼顾环境效益。与70年代不同的是，工商业经济精英的作用不再被忽视，而是被纳入了环境保护这一大的议题之中，成为环境保护事业中的重要一员。生态现代化的吸引力无疑来自于其与知识经济的内在相容性，强调创新和知识的作用是其重要的理论特色。在很多工业化国家如欧洲，通过对新科技的大规模投资来寻找低碳能源解决方案和提高能源效率，被认为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最具创新性和高效的方式。④

　　就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外延而言，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其中包括这些问题：生态现代化是不是仅仅指技术和工业化而导致的生态变革，它是否应包括文化层面，如精神和价值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的生态现代化。⑤同样，关于生态现代化的所依赖的实践主体——政府、市场、企业、公民社会抑或是多层次管治，学者们也是存在着分歧。作为用来分析当代工业社会如何处理和应对环境危机的理论，生态现代化关注的主题就是社会实践、制度设计和政策话语中的环境变革。生态现代化所产生的创新性结构变化是其应有的绿色之意，也是人们对生态现代化的一致性理解。

　　摩尔认为，人们对于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变革，具体而言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重新反思科学技术的作用。虽然科学技术部分导致了环境问题的出现，但人们更应该看到科技在预防出现环境问题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如今，传统的事后修复方法已被预防性的社会科技所取代，因而技术和组织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2）更加重视市场动力和经济实体（如生产者、消费者、保险公司等）作为生态重构和变革承载者的作用。（3）民族国家作用的改变。生态现代化要求更加灵活、去中央化和协商式的国家管治，非国家主体和超国家机构某种程度上削弱着传统国家在环境改革中作用。（4）话语实践的改变和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对经济和环境共同利益持反对立场或完全忽视环境考量都不被接受，经济和环境效益的休戚与共成为一种无可争辩的核心原则。（5）社会运动在生态转型中的地位、作用与意识形态的改变。社会运动日益被纳入私人或公共机构的环境改革中，而不像七八十年代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①

　　总之，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对人类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作了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市场经济压力刺激下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作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②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推动的技术革新方法，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创新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而，技术创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