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2)

　　对于式（1），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收入是农村居民财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根本性因素。然而，在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等诸多因素影响之下，不同性质的收入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假设中国农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直接的生产经营者和投资者，其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是密不可分的。由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复杂，支出去向多样化，本文假设农村经济中存在借贷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农村居民（消费者）的财富总量写成其各项收入现金流量的现值总和，即：

　　考虑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具有一定的刚性作用，我们把gt移项后并入到Gt中，然后用β1、β2和β3分别表示项Yt、Gt和Lt前的系数，式（5）可简化为：

　　因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其性质可分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所以式（6）可进一步转化为：

　　上式说明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受到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水平（G）、金融机构农业信贷投入水平（L）以及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Y1）、经营性收入水平（Y2）、财产性收入水平（Y3）和转移性收入水平（Y4）的综合影响。

　　2.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解释变量：consumption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2）。

　　解释变量：（1）农民收入结构，wageit、businessit、propertyit和transferit分别表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2）。（2）外部输血性引导，fiscalit和loanit分别表示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指标，用以反映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民消费的推动作用。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可通过信贷和财政支持实现为“三农”“输血”，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供求的矛盾，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最终实现提升农民消费水平的目标。因此，本研究采用人均财政支农（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人口之比）和人均农业信贷量（农业信贷年末余额总额除以农村人口）来衡量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进而分析外部输血性引导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以及2010—2012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文中变量均以人均数而非总水平值表示，是为了更好地排除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影响；同时考虑到面板数据固有特性，为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多重共线性等问题，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处理。表1为实证研究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做面板数据分析时，首先应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最优测度。为此，进行面板模型的F检验，如果F值大于临界值则摒弃混合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Hausman检验，如果Hausman值大于临界值，则说明应该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否则建立个体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使用STATA12.0软件对1997—2011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包括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另外，为了验证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在不同时间段的差异，本文第一个模型采用了全样本进行回归，然后的9个模型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也就是每7年为一个时间段，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剔除最前面的一年之后再增加一年），各个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模型I—X均采用固定效应影响形式。从面板模型的拟合优度看，每个回归模型的R2均大于0.625，完全满足面板数据的估计精度要求；所有模型的F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通过检验，表明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很好。另外，所有模型中的同一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各项回归系数保持符号完全一致，只是其显著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说明农民的各项收入以及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长期关系比较稳定。除此之外，模型II—X的拟合优度呈逐渐扩大的趋势，足见各解释变量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在不断增强。

　　由表2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1997—2011年，农村居民的各项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和和农业信贷投入对其消费支出的影响均表现为显著的挤入作用，且收入结构的回归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一直以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只是近年来有所下降，但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之比仍在45%以上），因此对消费的贡献作用也最大，与预期相符。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组成部分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仅次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并且近年来两者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靠近，但工资性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却远远小于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虽远远小于家庭经营和工资性收入，但对消费的贡献却明显大于工资性收入（0.12>0.09），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农民的消费支出存在明显的“心理账户”心理学中的“心理账户”（mentalaccount）理论认为，人们会根据财富来源的不同将收入与支出划分成不同性质的、收入与支出相互对应的多个心理分账户，每个分账户有单独的预算和支配规则，金钱并不能容易地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Thaler，1985），因此，不同来源的收入具有不同的消费结构和资金支配方向（李爱梅等，2007）。现象，通常当收入位于某一水平之下的情况下，人们会把辛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但是如果有一笔“意外之财”，则可能很快就花掉。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其转移性收入具有暂时性、非传统收入的特征，虽然在收入构成中只占较小的比例，但在农民消费支出过程中却表现出相对宽松的状态，从而对生活消费的拉动效应就较为明显（温涛等，2013）。财产性收入的回归系数最小，可能原因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过于单一，且数额太小（1985年至今，财产性收入占比一直低于4%）。这就客观上要求逐渐、稳步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丰富收入来源渠道，使收入来源更趋多元化。对于财产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措施就是确定农民的“三权”农民的财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宅基地的使用权、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即农民的“三权”。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认为，农民“三权”资产化，是解决农民创业、解决农民资金缺乏，进而解决家庭收入增收的一个重要手段。允许农民把“三权”作为一种资产进行抵押贷款，这样农民在外地打工需要买房定居时，可以使用这笔贷款解决面临的问题。，因为能为农民带来收入的财产是具有增值能力、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具有流动性的财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条件是要让农民拥有财产并得到法律有效保护，要创新相关金融产品，发展农村金融市场，要让更多的农民具有金融知识和金融意识。

　　从外部输血性引导的相关变量来看，虽然总体上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入均对农村居民消费起到了显著的挤入作用，但近年来，这种挤入作用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弱化趋势（模型II到模型X中财政支农和农业信贷对应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均有所降低）。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财政金融政策对“三农”的支持还存在结构效应，意味着不同类型的支农支出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机理与路径不同，导致影响效果不同。比如有的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补贴性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朱建军等，2009）；尹学群等（2011）的研究表明，农户信贷中的农业生产性信贷水平对农户消费支出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消费型信贷水平却与农户平均消费水平有负相关关系。当支农支出在各种类型的分配偏重不同时，便会改变其对农村消费挤入作用的强弱程度。另一方面的可能原因是财政金融支农政策长期以来作为一种外部输血性引导的外生机制，不可避免会带有投入随意性比较大、短期频繁波动、应急色彩浓厚等突出问题（温涛等，2012），因此在长期内，对于促进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作用极为有限。再加上长期、重复的财政支农容易使各方形成补贴依赖，不利于农民和农业的自身发展，对农村消费困境的摆脱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面对数量庞大的贫农，资金明显不足和相关政策不够完善，最终导致大量财政金融支农资金配置不合理，部分真正急需消费的穷人可能处于财政支农政策的“锚定”之外，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作为一种外生力量对拉动内需的重任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在长期内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形成明确的原则、使用方向、操作规则和监督检查制度，否则可能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和浪费（王小鲁等，2005），同时需要注重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密切配合，才能对扩大农村消费起到互补增效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