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摘要：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表示外部输血性引导，基于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变迁与农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的各项收入对其消费支出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但近年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其消费支出的正向影响在逐渐增强，相反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其消费的贡献却在逐渐降低；财政支农支出和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也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明显小于各项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在近年来表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应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和财政金融支农投入的配置方向，积极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扩张，加大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投入性支出和农村信贷中的生产性信贷投入。

　　关键词：农民收入结构；农村消费；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财政支农支出；农业信贷投入；财政金融支农政策

　　中图分类号：F014.5；F323.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3409

　　一、引言

　　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而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乏力、投资过热、外需不足和经济结构失调。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内生增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一过程又必然需要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但是事实情况却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持续的增长势头，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却不断走低，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低下。“十二五”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继续加快推进农民增收、优化农民收入结构、扩大财政金融支农力度、打开农村消费市场、保持农村消费扩张是拉动内需、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扩大内需的关键还是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人口从82.08%（1978年）下降至47.43%（2012年），但农村消费总量却不足全国的1/3。从城乡居民消费对比情况来看（见图1），城镇居民消费占比一直不断上升，而农村居民消费占比却从62.1%（1978年）大幅下降至22.2%（2012年）。单就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而言，近年来农村消费进一步出现萎缩现象，1978—2012年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率为11.75%，而1997—2012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仅有8.78%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3）计算所得。。不可否认，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配不公是直接因素，农民增收渠道及收入来源单一化是主要困境，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偏颇是关键环节所在。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改革开放前是相对稳定的，改革开放之后城乡收入比从2.57（1978年）扩大到了3.10（2012年）。从农民收入结构来看（见图2），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且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上升；近年来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自2008年起两者比重之和开始突破总收入的10%。从财政金融支农来看，1997—2011年人均财政支农年均增长率为22.23%，人均农业贷款年均增长率为23.09%，但这些支农支出大多以补贴的形式进入农民手中，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大打折扣。由此看来，在当前乃至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要提升我国消费空间，必须把握好扩大内需的关键，努力实现农村消费增长。这就需要从收入着手刺激最为广阔的农村消费市场，并通过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广大农民成为合理的消费市场群体。因此，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变迁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引导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不仅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也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王小华：优化农民收入结构、外部输血性引导与扩大农村消费

　　西方经济学家对收入与消费及其结构的关系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Edward首次提出家庭消费结构支出分类法。现代消费理论则起源于凯恩斯（Keynes，1936）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利（Duesenberry，1949）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和布努伯格（Modigliani&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之后Hall（1978）考虑到不确定性的存在，将理性预期理论引入永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提出随机游走假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预防性储蓄理论（Leland，1968）获得极大发展，将不确定性引入分析框架，在吸收了理想预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性收入假说进行了重要拓展，发展起了流动性约束假说（Zeldes，1989）、预防性储蓄假说（Caballearo，1990）以及各种预防性储蓄模型（Zeldes，1989；Deaton，1991；Carroll，1992；Guisoetal，1992；Dynan，1993；Wilson，1998；Carroll，2006），使理论对实际消费数据的解释能力不断加强。

　　借鉴国外经典的收入—消费理论，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农村居民消费与收入的研究明显增多。李锐和项海容（2004）指出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但暂时性收入对消费支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蔡跃洲（2009）在对我国农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的基础上，对影响我国农民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量化分析，指出当前对农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国家财政农村救济费支出。张秋惠和刘金星（2010）基于1997—2007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正处于升级变动之中，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不明显，而非基本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却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祁毓（2010）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其结果表明对于农民而言，虽然家庭经营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与家庭经营收入相比，工资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更大；转移性收入增加能够显著地影响农民消费，财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温涛等（2013）基于2004—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对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各项收入对各项消费的作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其分项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在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中，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往往是两个广受重视的解释变量，财政金融支出无疑成为探讨消费问题的核心制度因素。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将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产出的成倍增长，再通过消费函数拉动居民消费。新凯恩斯主义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进一步再现了这一结论，于是基于此的研究大多得出政府支出会挤入私人消费的结论（Karras，1994；Blanchardetal，2002；刘溶沧等，2001；胡书东，2002）。但Bailey（1971）首先认为在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也就是挤出效应。Barro（1985）通过建立一个关于政府在消费和服务上的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拓展了Bailey的研究，认为虽然政府的公共支出在短期和长期都具有正的消费与产出效应，但政府支出短期内增加引起消费增加的幅度小于政府支出增加的幅度，而政府支出长期增加的产出与消费效应比政府短期支出增加的产出与消费效应更低，这进一步显示了长期中政府支出对消费与产出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得出类似结论的还有Aschauer（1985）和Ahmed（2000）等。具体到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也主要存在以下分歧：一种认为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是挤出的（Kormendi，1983；Andrewetal，2008；殷善福等，2011；李伶俐等，2012），另一种则认为是挤入的（Devereuxetal，1996；Barnettetal，2010；胡永刚等，2009；李晓嘉，2010）。另外，尽管以往的研究证明农业信贷补贴政策在不少情况下无助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居民消费，但是，Jappelli等（1998）研究发现，越是信贷受约束的个人越是有较大的消费敏感性。刘广明（2011）指出，金融支持是农村消费市场开拓的关键环节所在，金融将通过投资和消费信贷两种注入方式推动农村消费。李伶俐和王小华（2012）运用我国1952—2009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农村信贷的增加对农村消费有强劲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已经对农民收入与农民消费、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与农民消费的关系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对农民收入不同构成、财政金融支农投入与农民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焦点。但相关文献却更多的只是从整体层面所进行的分析，少有研究考虑到不同时空内农民收入构成和财政金融支农政策的显著差异对消费产生的不同影响，因此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扩张的因素还有待于进一步揭示。鉴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1997—2011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入结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与农民消费之间的时空差异进行深入探索。

　　二、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

　　1.实证模型推导与构建

　　根据Hayashi（1982）的研究思路，我们首先可以得到一个农村经济的总消费函数：

　　（2）式中，如果β>0，则说明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有促进（挤入）的作用，反之则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