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

　　摘要：目前，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用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例分析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及其成本，结果表明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对日本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对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口演变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外围城市主要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不能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而应主要采用市场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如产业升级与转移。

　　关键词：中国大城市；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0116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持续高位攀升，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交通拥堵、就业紧张、住房困难、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2012年2月9日，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发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已成为“城市化”国家。报告还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蓝皮书同时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国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发期，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生产成为必然趋势。许多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鉴于流动人口的迅猛增长，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动人口调查项目。流动人口的高增长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日益关注。不少学者对城市化政策倾向于政府干预而非市场导向（曲喻，1992），谢晋宇（1992）首次探讨了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疏散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呼声更多地源自媒体，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较少。吴燕青（2007）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以城市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量超过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能力，出现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蔓延、贫富不均、犯罪问题等各种不良后果，即所谓“都市病”，因此，对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调控是必要的。王鸿春和宫本邦夫（2011）总结了东京调控人口规模的四点经验：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局的优化；二是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减轻人口迁入压力，这是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为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砝码。

　　张强，周晓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本文在对我国地级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路径。与国内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一是使用刚性数据估计我国的城市人口除京、沪两大直辖市以外，我国其他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二是以京、沪、穗三大一线城市为例，考察了政府为达到某种程度的人口控制而进行行政干预的实际效果，分析了这种单纯以行政手段所进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无效性，以及其给城市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三是以日本主要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的动态趋势及其调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市场有效论，该结论对我国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二、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我国大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是按户籍人口所在地进行的，一般统计指标有全市人口、市辖区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等。由于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2000年以来不少城市将外来人口纳入城市常住人口统计。从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来看，我们认为上海和北京两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最为准确，其他如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通常只将第二产业中登记的从业人口和第三产业中大中型企业的从业人口纳入常住人口范围，相当多的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自雇人员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这里，我们先讨论官方口径的大城市人口，再给出我们估计的大城市人口。

　　1.大城市数量和统计人口

　　人口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膨胀的主要因素，受户籍制度的影响，2000年以前国内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仅将户籍人口统计在内。如表1所示，1995年到2000年全国663个城市中，除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外，其他人口规模的城市都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95年的32个增加到2000年的40个。2000年以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统计逐步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统计范围，随着城市区域规模的扩大，我国2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由2005年的38个增加到2010年的44个，但20万～50万人口规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减少了12个。201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内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98%；其中2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户籍总人口为17879.5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2%，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户籍总人口的46%。

　　2.大城市人口规模估计

　　由于对外来人口缺乏统一的口径和计算方法，国内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官方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很大的差异。周晓津（2010）开发了多种人口估算方法。我们利用2010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国内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基于移动电话用户数的人口估计方法是国内目前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数据，上海市2010年末常住人口是2302.66万人，而估计数据是2563万人，二者相差260.34万人，实际上后者是总人口数据，包括上海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和外来不到6个月的外来人口。同理可以计算出北京外来不到6个月和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为279万人。，国内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估计人口为572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2.656%；其中，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以外的跨区净流入人口为18336万人，将流出人口考虑在内，国内跨市辖区的流动人口超过2亿人。

　　三、非市场手段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期间，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大会秩序，分别采取了各种非市场化的人口调控政策（行政调控），本文以此为例探讨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

　　1.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最有效的手段是劝返农民工，并限制农民工返流。2006年9月14日，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标志着奥运立法工作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其中，人口调控手段包括：一是劝返。奥运期间北京市根据不同情况对流动人口采取限制。从事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在奥运会期间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现问题较为严重的低端行业的管理和规范，如小美容美发等一部分流动人口将被挤出北京。二是限进。限制进京人员的数量，如进京人员需出具县级以上证明等，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三是放假。对于部分非连续生产企业采取综合计算工时制，调整工作时间，奥运会期间集中放假，以奥运会之前或者之后的工作时间折抵集中休息时间。

　　北京奥运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可以通过对北京移动通信管理局公布的北京市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来进行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2006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显现，外部人口流入骤减，部分已流入的人口开始返回原住地，估计人口规模减少50万；2007年至2008年末，北京的移动用户几乎是零增长，意味着大量外来人口返回其原籍所在地。北京移动用户与不施加调控相比最多减少了500万人，扣除流入应增长的180万（2002—2005年每年50万～60万的净增长），我们估计北京奥运期间外来人口减少了320万人左右。由于北京外来人口的结构和数量大致与上海相当，因此我们估计北京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减少的工作机会也与上海相当，即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结果是：北京减少了220万～250万人左右。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奥运期间的人口控制开始放松，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开始显现。从图1可以看出，北京移动用户数量开始恢复增长，但增长速度远比2010年和2011年要慢。奥运会结束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恢复其应有的状态。可见，北京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并未能动及人口增长的根本，一旦放松调控，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将会在短期内使城市人口规模恢复到其应有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