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子》到《庄子》(2)

　　因此，庄子哲学不同于老子，其道的实现途径完全在于个人。当个人与道相吻合，那么最低层次是可以在社会中处于自然有利的地位，更高一些是可以突破个人形体生灭的束缚，最后达到完全的无限的逍遥，因此，《庄子》重在个人。

　　三、《老》、《庄》有异之因

　　《老》、《庄》虽并为道家文化中重要的两部典籍，前后也有承袭关系，而《老子》心怀天下，《庄子》重在个人的差异的形成，应当与其所处社会环境和当时人的思维程度有关。

　　《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略》言中道家之产生为：“道家者，盖出于史官。”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胚胎时代》中对于先秦文化催生史官之职有简要说明，其言：“要而论之，胚胎时代之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重实际故重经验，其尊祖也，皆取以为先例之典型也。于是乎由思想发为学术。其握学术关键者有二职焉：一曰祝，掌天事者；二曰史，掌人事者也。重实际故重经验，重经验故重先例，于是史职遂为学术思想之所荟萃.……老聃之为柱下史也。”梁任公将史官分为甲乙，甲为“志事的史家”为“儒家之祖”；乙为“推理的史家”为“道家之祖”。

　　那么，正是因为其居史官之职，则对于天地自然的体验尤为敏锐，故而从对万物的体察中获得一般规律，并突破天地界限，放眼宇宙造就了全新的世界观。然而身为史官，则老子依然重经验与人事，他的视野便无法完全从现实中脱离，即使打破了天地的限制依然会回到现实。而对于天地的全新认识，以及当时的社会纷乱，使他更觉唯有“道”可以治世，因此即使在《老子》许多章中言“道”之性质、状态，在最后落脚点依然为圣人如何治世。

　　并且，在老子所处的春秋末期，人们的思想依然禁锢在眼前的事物中。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其次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后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说，老子时代的人们的眼界和思域并不能脱离现实而进行纯粹的思维活动，因此，老子关注到天地之外已经是巨大的突破，那么从宇宙万物回到现实，是极为合理的事情。

　　正因如此，有学者以《老子》为君人南面之术，其理解未必确实也未必不实，但学生以为《老子》虽在体察宇宙以及万物生灭之道中将其思想落脚于天下，是基于当时社会环境及人思维的限制，不必一定将它理解为政治性的，这样未免太过狭隘。《老子》流传千年，可以说其中对于后世启发最大的便是他开拓了思维的维度，使人看得到宇宙，看得到事物的另一面，不再局促而不知所措，其中蕴含的哲思及道理有对于人生和体悟世界有无比的意义，相较于其中政治性的建言，这些意义更为深远。

　　而到了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与老子时代相比，世道更加混乱。诸侯纷争不止，百姓流离失所，君王奢靡昏聩，因此摆在庄子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在这样的战乱年代寻求安栖之所。并且，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人的思维也一样。在老子构造了“道”，将人们的视野拓展，思维得以突破以往的限制之后，人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的角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宽，“道”的哲学概念，使人的思考可以不仅仅局限在眼前的现实，而纯粹停留在思维层面。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看“道”的发展。最初，它是一个具象的实体，如道路，可以承载可以计算宽窄；而后来它向抽象方向发展，世间万物，上至天下至地，总有一个事物运动变化而遵循的不变的轨道，成为渐渐脱离实际物象的概念；而后它变为更加抽象的，指导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成为形而上的，高度抽象的“道”。而庄子所谈及的，就是在最抽象层次上的“道”。王德有先生言：“‘道’之所以能完成这种升华，原因在于行进路线和法则、规律都有必须遵行、不可背离的意义。人们行走离不开道路，物体运动离不开轨道，事物发展变化不能离开法则和规律，所以‘道’在人们头脑中逐渐由具体的、可见的道路演化成了抽象的、只能意会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