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老子》到《庄子》

　　摘要：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老子》和《庄子》是道家文化最重要的两部经典。虽然老庄同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然而两者对于“道”所侧重的角度却有所不同，老子的“道”心怀天下，庄子的“道”专注个人。而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与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思维意识有关。

　　关键词：老子天下庄子个人

　　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虽自表面而言不似儒家文化那样重要，然而又无处不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甚至儒家文化中也吸取了道家文化的精华以不断充实完善自身。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学者甚至帝王，道家引领个人精神自由，赋予人无限灵感，化解世俗羁绊，使自我与自然合一，得以心定神安。故司马谈有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而道家文化中最重要的《老子》、《庄子》正是这样给予人精神世界极大丰富的两部文献。《老子》八十一章与《庄子》内七篇，它们的视角和观念在一脉相承之中有所不同，恰涵盖了从天下到个人，由大到小，由外到内的深化。简而言之，《老子》意在天下，《庄子》重在个人。于此仅就个人体悟，浅谈由《老子》到《庄子》所体现从天下到个人的回归。

　　一、《老子》与天下

　　人多以《老子》为道家代表，以为其中内涵皆为清净出世，其观念是消极的、倒退的、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其实在未仔细阅读《老子》之前，学生也同样如此认为。然而真正读过之后发现，《老子》一书提出了许多天下观念，是在积极地寻求一种将天下与人民调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不是人为规定强制执行，而是自然的。圣人治天下，就像万物自生自灭般自然而有序，这样的规律，老子称之为“道”。

　　因此《老子》一书，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探讨“道”，即“道”的产生，状态，及其在自然及人世的作用等；二是论述如何将“道”施之于天下。

　　对于第二点，将“‘道’施于天下”的理解，并不是教条的如政治家演说政治主张一般，而是将对治天下之道与对自然的体悟联系在一起；而可以治天下者，为得道之圣人。因此，其对治天下的主张与“道”的性质状态以及得道者（可治天下者）之品德操守紧密联系。如：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五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老子》第二十三章）

　　这样的例子很多，八十一章中谈及治世者有三十多处，老子从统治者本身，辅佐统治者，以及政治、军事和理想社会的构建等多方面有所言论。

　　故止庵先生《老子演义》在《老子》第三章言：“我读《老子》，觉得虽然尽多玄虚之言，末了总要落到一个实处，即是‘圣人之治’。”正因《老子》在言道时将其与天下之治联系，因此在后世流传中与法家一派有所联系，又常被统治者用作权谋之术。故余英时先生曾言：“但自战国末年法家攀附老子以来，老子思想的政治含义确是愈来愈权谋化了。后世帝王之注《道德经》者如明太祖便不期而然地从权谋方面用心。”更有甚者，如张舜徽先生在《周秦道论发微》中，明确将《老子》所言皆定性为君人南面之术，并认为老子所构建的“道”，并非哲学概念，而是夸大的、高妙的“南面术”，是用来说服统治者的工具。

　　无论从《老子》本身或是研究《老子》的种种说法都可以看出，此书所涉及对治天下的政治观念对于后世后学影响颇大，是不容忽略的。老子之道，不仅仅局限在哲学概念，他将它与所处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希望圣人治世遵循万物所遵循的道，顺其自然而使人民安居使天下平泰，因此，《老子》是心怀天下的。

　　二、《庄子》与个人

　　庄子之道是从老子继承而来，但两者之道同中有异，他们都以“道”为万物运行、事物发展、指导人们精神的最高法则，然而对于道实现的角度是不同的，与老子相反，庄子道的实现在个人。

　　从《庄子》内七篇来看，从《逍遥游》言明真正的自由；《齐物论》打破人认识的局限真正理解万物同一；《养生主》突破形体的障碍，真正理解生命真谛；《人间世》如何在乱世全身远害；《德充符》精神超越形体局限；《大宗师》言明道为万物主宰；到《应帝王》以天下须无为而治，庄子的视野从未离开自身。

　　庄子与老子不同，他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时并不将希望寄予天下，在《天下篇》有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人所以从身体到精神有所束缚而无法达到“道”的境界，在庄子这里皆归结于个人。他主张将自身与天地万物中最纯真本质的大道合一，当个人穿透形形色色、纷纷扰扰的外物，把握到无形而本真的道，那么人就可以进入平静无暇的状态，达到最终的逍遥自在。因此止庵先生在《樗下读庄》言：“先秦哲学大多是讲如何参与统治的，庄子哲学有所不同，它是关于个人的哲学。”他将庄子哲学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解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言：“它把社会视点变为个人视点，使人最大程度上从社会里脱离出来，摒弃了人的全部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如果说庄子哲学有处世色彩的话，那么即是止庵先生所说这第一层次。但即使在人与社会的层面，庄子依然将视点放于个人，外界的是非评判，好恶取舍皆为浮云，破除束缚人身心的种种羁绊，唯有脱离社会的藩篱，专注于自身的精神世界才有可能逍遥自由。

　　而第二层次为“精神和存在”的关系。此时的自我，已从社会中脱离，摆脱了来自社会的种种评判和烦累，然而依然要超越的，仍然是“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死意识”，这一点更是需要将矛头集中于个人。人处于社会之中，可以通过外界的反应和观照来认识自己。然而若是主动将自己从群体中抽离，只关注个人，了解自己的内外，精神世界以及生命体验，是一件极难的事。而庄子却做到了，他通过对生存状态和生死意识的体察，认识了自我，或者说认识到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的客观事实和规律。正因为认识了自我，才有可能超越自我的局限，以达到精神的超越。

　　第三个层次，止庵先生言是解决理性与悟性的问题。这一层面相较于前两层，是纯粹的思维层面的活动。庄子将现实生活中的体察升华为思维层面的“道”，这样的“道”已经脱离语言和现实，它“是一种关于悟性思维的哲学”，已经超越了一切，纯然存在。那么得道之人已经不是现实意义中的人，而是与“道”浑然一体，或者就是“道”。这个过程，不是社会的，集体的，不是通过君王的无为而治就可以达到，是需要人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将思维拔高到与庄子的思维同样的程度，因此最后一层虽脱离个人形体，但更是属于个人思维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