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过失理论对交通肇事罪主体范围的影响

　　摘要：监督过失理论在交通肇事罪中的司法适用，在《交通肇事司法解释》第七条中有所体现。但由于规定简略而引发争议，并且多集中于主体范围部分。对此，应将监督过失相关理论运用于交通肇事罪案件的处理之中，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将主体范围严格限定在司法解释规定的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和承包人内，从而将事实上具有监督关系的行为人排除在外，并按照过失犯罪的基本理论确定驾驶人员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监督过失；交通肇事；主体范围

　　中图分类号：DF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084-03

　　200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交通肇事解释》），其中第七条规定，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背后的理论来源，是过失理论中的最新发展——监督过失理论。而监督过失理论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并没有明文的规定，只是在个别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中含有隐性的规定。就交通肇事罪而言，对其中监督过失责任的规定，只唯一的隐含在该交通肇事司法解释的第七条中。仅以这一单薄的规定，是不能涵盖所有交通肇事中的监督过失责任情形之可能的。其中引发较多争议的，即主体范围的确定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更好的服务司法实践，本文先分析监督过失理论中主体范围的适用问题，进而将相关理论运用于交通肇事罪主体范围的确定之中，回答相关学理争议，提出司法适用意见。

　　一、监督过失理论适用的主体范围

　　确定监督过失理论适用的主体范围，是追究行为人监督过失责任的第一步。但如果脱离了对监督过失概念的认识，该主体范围的确定无疑会变成理论上的空中楼阁而无从谈起。

　　监督过失理论肇始于日本，其研究广泛开展于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学者对监督过失概念的认识并不完全统一。西田典之教授认为，所谓监督过失，是指“在现场作业人员因失误而引发事故之时，本应该为了不出现这种过错而加以指导、训练、监督，并且，如果履行此监督义务本可以避免结果的发生或结果的扩大”[1]。前田雅英教授认为“监督过失是指，对直接因过失造成侵害法益结果的人（直接行为者）负有监督义务的人的过失责任”[2]。从上述监督过失概念可以看出，虽然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均注意到了监督关系、监督义务、法益侵害等基本要素。因此本文结合日本学者的观点，将监督过失的概念简练的概括为，两个以上具有监督关系的行为人之间，由于监督者的过失，未能履行监督义务，导致被监督者的行为产生了侵害法益的结果，因而追究监督者的刑事责任。

　　监督关系是监督过失理论的核心要素，同时也是确定监督过失理论主体范围的重要根据。因而，对监督过失主体范围的研究，也就等价于对监督关系存在范围的研究。对于何为监督关系的问题，一般通说将其看作一种上下级领导关系，这一领导关系“具体说就是监督、领导、管理地位的人员是否应负刑事责任，如何负刑事责任的问题”[3]。也有学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在现实中，除了领导责任的上对下的监督关系外，还有平行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即平行监督关系的存在”[4]。本文并不同意存在所谓平行监督关系的观点。理由在于，自监督过失理论产生之日，其目的就在于解决责任事故中中上层领导人员刑事责任问题，努力纠正“手脚有罪，大脑无罪”、“距离越远，责任越小”的不合理现象。监督过失即蕴含着“领导过失”的内在含义，要以上下级关系的视角去理解监督过失中的“监督”二字。而有的学者所说的“同为值夜班的看守人员、共同驾驶航空器的机组人员、共同从事同一或相关安全生产的工人”[5]，这些主体之间无疑存在着日常生活用语中所存在的互相监督、互相注意的关系。但这种平行的监督不但不符合监督过失理论的本意，也无需使用监督过失理论，运用一般过失的相关理论即可得以解决。因此，应将监督过失中的监督关系（即主体范围）限定在上下级领导关系之内。

　　在确定了监督关系的含义后，进而可以将监督过失的主体范围界定在以下范围内。第一，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凡是以法律成文形式明确规定哪些人员对于业务负有监督职能的，其理所当然地就应当成为监督责任的主体；第二，按照行业规则及劳动分工，具有相应的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第三，在具体的工作中，掌握实质的监督、管理权限的人员。在出现实际权限与规定权限不一致的情况时，如在人事交接期间，判断监督过失主体的标准就要看实际的权限归属[6]。

　　二、交通肇事罪中适用的主体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