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两起冤案平反看新刑事诉讼法对冤案的预防

　　摘要：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而2013年年初以来，多起冤案接连立案复查，以浙江省叔侄奸杀冤案、五青年杀人冤案尤为典型。刑讯逼供、“疑罪从轻”，是浙江省两起冤案的共同成因。对此，新《刑事诉讼法》在预防冤案方面有一系列新规定，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完善了询问程序以避免刑讯逼供发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排除非法手段得来之证据，明确了定罪量刑证据标准以指导判决，避免疑罪误判。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冤案；预防规范；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064-03

　　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通过并公布，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2013年年初以来，多起陈年冤案接连立案复查、重新宣判，其中以浙江省的叔侄奸杀冤案、五青年杀人冤案尤为典型。叔侄奸杀冤案中，张氏叔侄分别被判处死缓、15年有期徒刑，被错误羁押近10年，今年3月改判无罪，5月获国家赔偿金各110万元。五青年杀人冤案中，5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已于狱中服刑长达17年，直到今年1月真凶落网，案件才发生转机。

　　重大的案情、长时间的错误羁押，使得这两起发生于浙江省的错案广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而今年正值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浙江省两起冤案的平反，对于评析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冤案的预防，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浙江省两起冤案的共同成因

　　出于“命案必破”的压力以及对“破案GDP”的追求，部分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方式突破口供，同时法院也难以执行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疑罪从轻”判处，最终酿成浙江省两起冤案的悲剧[1]。

　　（一）刑讯逼供，“有罪推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45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然而叔侄冤案中，张高平、张辉叔侄被非法关押于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长达6天，才被移送看守所，期间二人分别遭受到“抽耳光、蹲马步、拳脚相加”、“不给吃喝、不让睡觉”、“口鼻插满香烟”等刑讯逼供，直到先后被迫认罪[2]。五青年杀人冤案中，王建平、田伟冬等人同样遭到“电警棍打”、“扁担铐”等刑讯逼供，王建平的右手食指被打成骨折，田伟冬更是先后两次被送往医院抢救——先是被人以头撞墙，次日又因不堪忍受折磨自己咬断了舌头[3]。两起冤案中，侦查人员都是凭借刑讯逼供这一非法的、反人道的讯问手段，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口供为中心展开侦查，并作为定案的重要证据。

　　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一是公安、司法人员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打击、轻人权”的观念作祟；二是“有罪推定”的观念影响着公安司法人员对证据的取舍和评判；三是只要不发生严重事件，办案人员非但不必为刑讯逼供承担法律责任，甚至能因此成为办案“能手”或“功臣”；四是控方（包括侦查人员）不负有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而被告人或其辩护人根本无法取证；五是对刑讯逼供者难以追责、极少追责或追责甚轻，使得侦查人员养成一种为求立功而心存侥幸的办案心态乃至氛围。

　　（二）证据不足，“疑罪从轻”判处

　　浙江省两起冤案的一个重要共同点，正是叔侄奸杀案中的张辉和五青年杀人案中的陈建阳、田伟冬、王建平都在一审时被判死刑，二审又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院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疑罪从轻”判处，正是两起冤案的另一共同成因。

　　叔侄冤案中，被害人身上提取的DNA物证与张氏叔侄并不吻合，定罪依据仅仅是被告人的有罪供述与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4]。五青年杀人冤案中，被告人口供以外的定罪依据主要是证人朱富娟“源于他人讲述”的证言，现场血迹未得到鉴定，指纹证据未移送法院，34名证人无一人出庭作证[5]。两起冤案中显而易见的证据不足不可能未引起法官的注意，二审的改判也正说明了法官是在清楚认识到案件疑点颇多的情况下，迫于各方压力——侦查机关追求“命案必破”、下级法院惧怕错案追究，最终无法坚守“疑罪从无”原则，而以“疑罪从轻”的观念改判死缓。“疑罪从轻”虽然令判决“留有余地”，使两起冤案中的犯罪嫌疑人能够活着等来今日的平反昭雪，却直接导致了两起冤案的错判，造成了张氏叔侄近10年、五青年长达17年的人生悲剧。

　　二、新《刑事诉讼法》对冤案的预防

　　刑讯逼供、“疑罪从轻”，是浙江省两起冤案的共同成因。对此，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在预防冤案方面有一系列新规定，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完善了询问程序以避免刑讯逼供发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排除非法手段得来之证据，明确了定罪量刑证据标准以指导判决、避免疑罪误判。

　　（一）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