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为功利主义学派论(2)

　　（二）公利
　　墨学的利益宗旨不是谋求自己的私利，而是公利（社会利益）。公利是普天之下、芸芸众生的利益，是占社会最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是相对与少数统治者的区区私利而言的最大化的社会利益。墨子用医生行医做类比指出，如果一种药只能为四五个人服务，使之得利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就特别有限，只有能照顾到天下所有人，才是好药。
　　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兼爱中》）
　　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贵义》）
　　虽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之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非攻中》）
　　墨子强调，正义在于公利，为天下兴利除害，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对策。“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志上》）追求公共利益，就要反对自私自利的思想与行为。蔡尚思说：“以公利为正义，不重个人的名利。与儒家的求名不求利，道家的反对名利相反。”要实现公共利益，每个人必须做到对他人有利，达到互利互惠、互相帮助。梁启超在《墨子学案》（第一章二）里面认为：“墨子特注意经济组织的改造，要建设一种劳力本位的互助社会。”
　　（三）互利
　　墨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互利理论，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出了一种无差别、无等级“尚兼反别”的兼爱观，提倡一种不分亲疏贵贱、普遍平等地相爱互助的思想，响亮提出了“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观点。墨子所宣讲的“使天下人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直至今日仍然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和闪现着人性的光辉。梁启超认为：“墨家此种交利主义，名义上颇易与英美流（如边沁一派）之功利主义相混。然有大不同者。彼辈以‘一个人’利益为立脚点，更进则为‘各个人’利益之相加而已（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墨家全不从一个人或各个人着想。其所谓利，属于人类总体，必各个人牺牲其私利，然后总体之利乃得见。”
互利要求“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尚贤下》），从而达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兼爱中》）的理想社会。江泽民同志2000年访问俄罗斯时，就引证了墨子的这段名言，说明了国家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平等互惠的原则立场。在其位者，“敬惧而施”（怀着敬惧之心努力去做事）；农工肆人“竟劝尚意”（互相劝勉，崇尚道德）；为政者“爱民、节用”，国与国之间“非攻、恶战”。墨子正是用自己善良的意愿，表达了人民互利互惠、和平相处的普遍要求。
　　墨学的功利主义不是求私利，也不是狭隘的牟利、逐利。在他们看来，并非所有的利都是义。窃人桃李，对窃贼而言是利，只在“亏人自利”，属于不义。对墨子来说，自利未必一定不义，但亏人必定是义的反面。义与不义的分界线，在人而不在己，即：是利人还是亏人。从窃人桃李，到攘人鸡犬、取人马牛、杀一不辜，直至攻城陷国，“亏人自利”的程度越大，不义的程度也相应地越严重。最严重的情形莫过于天下之人个个“亏人自利”，这便是墨子最担忧的人人“交相贼”的局面。是天下最大的祸害。可见，墨家强调的是在公利、互利原则引导下，得到平等与法制公正保证的规则功利主义。
　　二、功利的标准
　　墨子提出了判断事物是非的三项标准，称为“三表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其中，一表是古代圣王的作为，二表是百姓民众利害，三表是“百姓耳目之实”，即根据百姓耳闻自睹的事例来判断是非。他强调“本”、“原”、“用”、“事”、“实”、“利”的作用，而不是空泛地谈道德说教，这本身就是功利主义。“三表法”的实质是功利的标准，因为一表古代圣王的作为。是功利标准的典范，“圣王之法”的“兼爱”包括“忠”、“惠”、“孝”、“慈”等道德规范和行为：二表百姓民众利害是功利的最大体现和应用；三表“百姓耳目之实”是功利的具体反映，三个方面最终都归结在“用”上。
　　墨子是效果论（后果论）者。他分析社会问题都是以功利效果为基础的：“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尚贤下》）墨子在评价人们的道德行为的时候强调效果的重要性，认为要看在实际效果上是否“利君”、“利臣”、“利父”、“利子”，甚至使“万民被其利”。
　　墨子肯定“利人”、“利天下”为至善的标准。冯友兰先生指出：“‘功’‘利’乃墨子哲学之根本意思”，“‘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葛瑞汉在《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一书中认为墨子作为一个功利主义者，注重实践，把功利主义原则贯彻到忠、孝、人际关系、国家关系等各个方面。他分析指出墨子衡量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爱，是通过是否有效益于他人来验证的，不是凭空的。这种思路，是根据近代西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模式来认识和分析的。
　　三、功利原则的应用
　　利益是判断善恶与否的试金石。善在于能够带来利益，恶就是某人或某些人对另外的人造成的伤害。用功利主义的语言说，善是快乐，恶是痛苦。墨家的功利原则应用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应用一：孝亲上。墨子重视道德的实际内容，认为“孝”如果不利亲，无法证明孝与敬。“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兼爱下》）
　　应用二：国家治理上。尚贤使能是内治刑政的关键。只要任用贤者“治国”、“长官”、“治邑”，便可以“上有以絮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尚贤中》）。此不惟有利于天鬼、诸侯、万民，且也有利于贤臣、明君。墨子说：“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兼爱中》）。兼相爱、交相利是目的，又是手段。“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当今之时，天下之害孰为大？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此天下之害也。”（《兼爱下》）
　　应用三：对危害恶果的强烈排斥。墨子反对的浪费、厚葬、乐乐、战争等，也是从效用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指出它们不能带来利益，反而带来危害的恶果。善与利是统一的，没有无用的善。“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此又天下之害也。”（《兼爱下》）
　　四、小结
　　由是观之，墨家学派是最典型的功利主义。中外著名学者都持此见解。
　　冯友兰在他早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里说：“墨子哲学为功利主义”，“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墨家则专注重‘利’，专注重‘功’”。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是这样论述墨家的：“墨子把道德要求、伦理规范放在物质生活的直接联系中，也就是把它们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儒家的‘爱’是无条件的、超功利的；墨家的‘爱’是有条件的而以现实的物质功利为根基的。它不是来自内在心理的‘仁’，而是来于外在的互利的‘义’。基于‘利’和‘义’是小生产劳动者的准则尺度”。
　　《美国百科全书》指出：“墨学的道德不是根据传统来界定，而是根据通常的道德指导，与功利主义相似。传统主义是不一贯的，人类需要超越传统的指导，来鉴别什么传统是可以接受的。道德指导必须促进和鼓励总体效用最大化的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