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与感伤(2)

　　颓废是郁达夫小说作品中的主旋律，不仅映射了时代沉沦悲剧，也是传统士大夫精神遗留以及“五四”特殊时代氛围影响的结果，更与郁达夫本人独特的精神气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处处彰显新旧文化杂糅并成的状态，颓废便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交流所带来的一个“不甚健康”的产物。随着“五四”文化的逐渐沉潜，曾经一度让那一时代青年为之信仰的理想以及文化影响日益式微，感伤颓废一度笼罩在“五四”青年的心中。上海那个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销金窟”，和“不夜之城”，给无数青年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诱惑。而租界化时期的上海，又充满着不安定感，使人难以产生文化归依感和归属感。精神家园在上海租界那一片光怪陆离的地域风雨飘摇，那里有着最自由的空气，商业文化极其发达，意志薄弱者偏向于自我放逐，易产生极端的个人主义。“惘惘的威胁感”的存在，造成了都市化上海时期的一幅典型的世界末颓废画面。日本作家村松梢风的作品《魔都》里，对此画面进行了深刻地表述：“站立其间，我欢呼雀跃了起来。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迷失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受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激动。这是为何？现在的我不是很明白。但是，牵引我的，是人的自由生活。这里没有传统，取而代之的是去除了一切的束缚。人们可以为所欲为。只有逍遥自在的感情在活生生地蠕动着。”正是在此时代氛围里，郁达夫以天性的忧郁、感伤、脆弱和孤傲抒写了一部部令人愁肠百结、爱恨交加的感伤小说。在郁达夫眼里，“五四”的激情突进已经成为往昔过客，而那一时期以“东方巴黎”著称的上海，尤其是上海租界区的繁华堕落与作家逼仄、狭窄的亭子间、弄堂间生活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比照。1913年初，郁达夫从上海去日本的途中，曾在上海逗留了几个月，几个月的停留，“上海的颓废”就使他“有点把持不住”，“性的启发，灵肉的交哄”，在他心里“起了发酵的作用”。上海租界的颓废空气表现在作品中，即作品充满着浓重的感伤颓废情绪。对山河破碎、家园破灭的惨痛情景，郁达夫感到了更大的幻灭感和绝望感。目光所触及的一切，皆是痛苦和失望，于是郁达夫只能以文人的方式去书写，用一种痛苦绝望的感伤笔调，宣泄积郁在心中的苦闷压抑。郁达夫在他的作品中为我们描画出那个时代人物的精神特质，即是孤独感伤、愤世嫉俗。他们想拯救社会，但又遭到社会的排挤，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同时又不能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性格上又大都怯懦，于是，只能消极以避世，采取种种消极方式表达自己绝望的反抗：沉湎酒色、放浪形骸、自我麻醉、悲观厌世，甚至自戕，他们用放浪的行径宣泄自身对现实的绝望，最终不是被毁灭就是被恶势力吞噬。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人群，是时代造就的悲剧。这些悲剧性人物，犹如站在沙漠中呼喊，回应自己的，只有空荡荡的回音。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无疑是孤独的，他们与统治阶级、庸众、社会、传统格格不入，诸如《沉沦》、《采石矶》等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他们忧国伤时，却找寻不到知己，由此产生深深地孤独感。面对失败，他们唯有感叹：“在这茫茫的人海中间，哪一个是我的知己……我只觉得置身在浩荡的沙漠里！”反抗的自觉意识被深深地压抑在这低调的情感后面。郁达夫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颓废情结，并非是因为其厌弃人生所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其对人生充满热爱，才会产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其内心的绝望，作品颓废的外壳下蕴含着他炽热的反抗火苗。

　　三郁达夫作品中的感伤体现了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困境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郁达夫用感伤的笔调来抨击时代的黑暗与不人道，郁达夫笔下是无奈的，还带有几分的玩世不恭，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广远的社会背景，这里有形形色色的“贫民窟”和“破庙”，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平凡城市边缘人物，社会的黑暗带来了城市边缘人的生存困境。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拓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漂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贫民窟与洋楼，俄国少女的卖唱，“我”的亭子间生存处境，女工陈二妹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朴素的阶级仇恨意识，都道出了那个社会的阴暗，道出了底层社会的悲惨生活，是对苦难社会的控诉。作品《薄奠》也对人力车夫的苦楚做了详尽的描述。郁达夫在小说中成功塑造了一批零余人的形象，同样作为城市的边缘人，零余人是敏感的、贫困的、孤独的，他们的思想性格独具特色，他们有着满腹的牢骚，却无从诉说，他们内心抑郁、忧愁伤感，他们接受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熏陶，儒家文化处世哲学使他们时刻感到苦闷，而“五四”运动的到来唤醒了他们的意思，他们的思想得以解放，开始忧国忧民。郁达夫的多部作品中，都有典型的零余人形象，诸如《茑萝行》中的“我”、《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抑或是《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郑秀岳和吴一粟，都是典型的零余人。零余人有着于国于家无望的深刻悲哀与绝望，对于世界他们是完全没有用的，面对混乱的中国，他们同样束手无策，甚至对于家庭，他们也毫无贡献，完全是一个无用之人。面对着残酷的现实，零余人们对时代充满愤恨、哀怨，他们高尚的理想找不到出路，只有通过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进行固执的对抗，最终落下惨败的结局，他们是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窘者，其悲剧性亦是必然的。例如，《银灰色的死》中的Y君不敢对静儿表达爱意，最后静儿嫁给别人，Y君的灵与肉产生极大地冲突，他的希望和思想都遭受毁灭性地打击，终日痛苦，最终孤独的走向灭亡。

　　零余人的境况其实是作家当是生活的真实写照。面对着现实社会，作家本身知识者的先觉意识使其无法与周围环境协调以求苟活，不断的失业与贫困，使事业无法开展，妻儿无以抚养甚至自身温饱亦难以维持，刻骨地感到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丧失。然而，薄弱的意志又使他奋起反抗，“只好写些愤世嫉俗、怨天骂地的牢骚”，把这样的悲哀以感伤的形式呈现在作品当中。无论是作者本身，还是作品中主人公，都属于城市边缘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他们饱受生存困境和心灵困境的双重压力，他们在社会的最底层进行着挣扎与抗争，对自己的存在产生焦虑和怀疑，其实只是无力的呻吟，绝望的感伤。

　　四郁达夫作品中的颓废与感伤具有积极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