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文本解读的逻辑

　　历史教学自然要关注历史文本解读。然对此似乎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将文本解读理解成照本宣科，因此用新课程是“用教材教”的帽子来否定之；二是将文本解读误当作汉儒注经，认为逐字逐句，枯燥乏味，投入既大，又收效甚微；三是貌似文本解读，其实文本既偏离，解读更错谬。笔者认为，文本解读须按一定的逻辑来进行，本文拟以人民版《新文化运动》为例来谈谈这方面的几点思考。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批评。

　　教材的编写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进行的。在我们“备教材”的阶段，应该在这方面花大力气。人民版《新文化运动》分“《新青年》与新觉醒”“高扬科学民主大旗”“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三目来编写，涵盖了这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内容（过程）及评价。这是教科书在编写重大历史事件时的一般逻辑。就本课而言，编者还有一个相当明晰的逻辑，那就是紧紧围绕民主与科学这两面大旗进行编写（见表1）：

　　与北师大版、岳麓版、人教版三个版本相比，人民版的这个编写逻辑尤其明显。有兴趣的老师可以做对比阅读。这样编写，一是明晰了新文化运动三个主要内容之间的关联；二是更直接地呼应了专题导语。①明乎此，有利于我们确定本课主题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我们有节制地而不是过度地处理某些内容。

　　事实上，联系下一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我们还会发现编者的另一个隐而不显的逻辑，即尽量展示新文化运动的过程（见表2）：

　　由此反观《新文化运动》一课，其立足主要内容的编写模式，倒是难以兼顾时间的先后顺序了。如先讲了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次讲鲁迅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再讲1917年1月和2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在理清了教材的逻辑后，我们应该想想历史的逻辑，适当地将教材的“空白”补上。所谓历史的逻辑，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历史发生的逻辑。以文学革命为例，笔者在听课中，发现对白话文的误读何止少数，简直要将白话文的发明权颁给胡适了。这与20世纪50年代美国《展望杂志》所犯的错误何其相似。①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说得明白：

　　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十五年前的作品……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的种子，造成了空气。②

　　白话文重在言文合一，其取代文言文解决了文体的问题。但要创造出白话文学，则须从八项主张入手，则须推倒雕琢、陈腐、艰涩的旧文学，建设平易、新鲜、通俗的新文学。陈独秀为什么“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胡适之声援呢？陈独秀认为，“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而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柢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③这样就比较好地呼应了教材中“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新文化运动者还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这句话。我们由此可以认识到鲁迅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价值，一则“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一则“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