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艾柯的“消极主义”体育观(2)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第30卷第1期2014年2月 魏伟翁贝托·艾柯的“消极主义”体育观No.1 2014 随后，艾柯将“体育闲谈”与符号学家罗曼·雅克布森的符指过程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些闲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如同日常接触中“你好”、“谢谢”这样的话语，“也如同一台开着的收音机没有调准点播，嘈杂的电流声无法提供任何信息，只能提醒大家处在一种传播状态中。”[15]体育闲谈甚至还不如一般的闲谈，因为“它是一种不间断的欺骗式的交际话语，总令你在对城市和终结的谈论中收场。”[16]最后，艾柯指出，体育闲谈“实质上就是对浪费的赞美，也就是消费的最高点。消费文明的男性其实消费的就是自己。”[17]

　　不难看出，艾柯极尽嘲讽之能事对体育闲谈的大肆批判，无疑是真正持否定态度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体育闲谈堪称“肿瘤级别”的。这“是‘应酬’语言中的最大偏差类型。因此最终，才有了对所有语言的否定。因此，男人非人性化的肇始或者人类有关‘人文’的观念在一开始就是骗人的。”[18]艾柯在这里得出的终极结论是：“体育就是男人，体育就是社会。”

　　2冠军和锦标主义的狭隘

　　艾柯于1971发表的《没有冠军的价值》也被收录在《时装之屋：意大利意识形态的证据和神秘性》中。由于这篇文章没有被辑录在英语、法语和其他主要语言的论文集中，因此几乎被学者们忽略。这其实是艾柯论述自己体育观最为重要的一篇作品。尼古拉·阿巴加诺是艾柯在都灵求学时的老师。但艾柯对老师发表在报纸La Stampa上有关体育哲学观点的文章不敢苟同，于是他借用了老师授课时的语言，“要勇于对哲学家的观点展开批判，以维持自己对其教学的忠诚”。[19]

　　艾柯认为，阿巴加诺对于冠军过于看重，对精英主义过于倚重。在阿巴加诺的眼中，“通过冠军，人们总能得到很多鼓舞和激励，观众也乐于欣赏冠军的表演。因此这些冠军总是参与成功的表演。”[20]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锦标主义思想。这种思潮让普通民众忽略了只有自己亲身参与体育才能得到真正的身体锻炼。艾柯认为，那种“沉迷于偷窥别人创造纪录的行为”成为了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事情的“神秘替代品”。[21]如果民众留恋于对他人精彩演出的欣赏而忽略了自身的身体锻炼只会得不偿失。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欣赏冠军的表演“让人从更好的身体锻炼中放松下来，并最终把不锻炼的原因归结为压抑”。[22]这事实上恰好是不少欣赏赛场赛事和媒介赛事的体育迷的重要观赏诱因：逃避现实。艾柯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媒介赛事可能给普通民众带来的身体锻炼的缺失，不能不说是有先见之明。

　　接下来艾柯表达了更为重要的体育观点。他驳斥了阿巴加诺所谓冠军是精英阶层的理论，指出“那些体育观赏者代表的‘贱民阶层’其实才是希腊文明中已经诞生出来的冠军概念”。[23]用通俗的语言来理解，艾柯其实是意指只有全民健身才能够真正强国强种，而不是欣赏几个冠军的表演就能证明国民体质的全面提升。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具有相当典型的现实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历史性地获得了金牌榜首席的殊荣。至此，体育激励国民的历史时期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成为了新的历史阶段体育发展的首要目标。诚然，冠军可以提升民族自豪感，但它完全无法替代民众自身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这恐怕正是艾柯对自己的老师加以批判的重要内涵。

　　艾柯随后继续批判阿巴加诺的观点。阿巴加诺认为，“人类从远古至今就是选择的过程，那些组织得更好的，更强壮的，接受过更好教育的人就存留了下来。冠军也是这样一个自然选择的模式。”[24]艾柯认为阿巴加诺的观点是让人们被动接受自然化的选择。但事实上，社会是可以给予人们更多的选择方式的。他举了溺水者的例子。如果一个人在溺水时只依靠本能，那么他（她）大抵只能身亡了。一个社会如此接受这样的自然选择的话，那么溺水身亡者不胜枚举，“好在文化总在学会游泳之前就已经界定了”。因此，他认为普通民众应当“与救生员和游泳教练分享游泳池”，同时认为社会“不应当抛弃那些不会游泳的人，应当让他们在教练的带领下学会游泳。”[25]这恐怕是艾柯体育观的核心价值。社会在对体育的弘扬中应当积极推动它的教化功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而不是只让极少数精英掌握体育技能。

　　最后，艾柯认为 “应该给每个人以锻炼的机会”。但现实社会中“已经不再具有优越的竞技性，会刚好选择从不锻炼的人来参与锻炼，这一切都被认为操控”。[26]因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锦标主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人们总是只能通过对冠军的顶礼膜拜与体育疏离。

　　艾柯有关冠军和锦标主义的观点是其体育观的核心内容。与其他论述中有关体育的“消极主义”不同的是，在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民众参与日常身体锻炼的必要性。这其实鲜明地表达了自己所谓“消极体育观”的实质。

　　3足球并不等同于体育

　　1978年是阿根廷世界杯年。艾柯在这一年成稿的《世界杯与它的盛况》其实是应L’espresso杂志的邀请撰写的一篇应景式的杂文。这篇文章被收录在论文集《七年之欲》中。在那个足球被万众瞩目的时间，杂志社当然想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来传播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因此艾柯认为杂志社“不可能有更好和更聪明的选择了”。[27]

　　艾柯在文章的开头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尽力“撇清”自己与足球的关系，来阐释自己作为异见者的合法身份。他表示“我不爱好足球就像足球也不爱我一样。从童年起，我就是那种‘踢球时专踢乌龙球，或者最理想就是传球到对手脚下，或者执拗地将球踢出场外，踢出围栏，让足球掉进地下室、河里或是扎进带着冰淇淋香味的大车上。’”[28]显然，艾柯再一次运用起他已经使用纯熟的仿讽体，在这里过度夸张的表达无非是想证明杂志社找了一个他所谓的“绝对外星人观点”来点评足球是多么明智。他用他小时候乞求理性又忠诚的足球迷父亲带他去现场看足球比赛为例，证明了自己与足球是多么的无缘。“星期天中午的寒冷的阳光洒在人和这些东西上，我眼前呈现的是宽广但却毫无意义的进程。”[29]以至于13岁的他就开始怀疑上帝的存在，世界是否只是一部毫无意义的小说。于是在艾柯的笔下，足球成了“目的缺失和所有虚荣心的代名词”，因此他坦承“在我这里，足球总是与消极哲学联系在一起的。”[30]艾柯在论述中第一次提出了“消极哲学”的概念，但不难看出，这种所谓的“消极”中其实饱含着他对于足球事件的关注。

　　接下来艾柯话锋一转，突然提到“我绝不是要反对对足球的热情。相反，我还要鼓掌欢迎这天赐的运动。”[31]不过，这似乎只是假象，艾柯用了极端的比喻来讽刺意大利社会中足球至上的各种乱象。“那些在看台上的球迷突发心脏病，那些周末为了名誉而在残忍的身体伤害面前曝光的裁判，那些爬山的短途旅游者被乱石砸坏的车窗玻璃所伤血流满地的场景，那些晚上醉醺醺地超速行驶在马路上的年轻人，站在插满旗帜并严重超载的菲亚特500上，直到连人带车冲进无敌卡车里面。”[32]艾柯几乎用尽毒舌之能事讽刺挖苦与足球相关的所有人和事物。“我对足球的热情一如我喜欢在悬崖边上飙车、疯狂的跳伞、神秘攀岩、用橡皮艇跨越大洋、俄罗斯轮盘赌和服用毒品。”[33]

　　不过，艾柯很快就把足球和体育运动剥离开来。他指出“体育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它直接调动人的身体，促进体质锻炼。人们可以活动肌肉筋骨，促进血液循环，让自己的肺活量增加到最大值。这是与性爱、哲学反思同样美好的事物。”[34]艾柯在这里阐明了他对体育内涵的理解，自发参加体育运动在艾柯看来从来就是一件令人身心愉悦的事情。但“足球在这个层面上与体育毫无瓜葛。职业足球已经超越了体育运动的范畴，在这里，足球运动员就像拿着不同薪水的组装线上的工人，球迷们的举动就像一群性痴迷者定期去看别人做爱，或者像我们穷人家的孩子被许诺去看富人们吃冰淇淋。”[35]

　　艾柯不断地在反讽和正说之间切换，这让一般读者很难把握他究竟意指什么。他给出了很多不愿意回应世界杯为什么会那么病态般地受欢迎和媒体趋之若鹜的原因，但“外部的压力”驱使他不得不做出某种回应，那就是“意大利的舆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球队真正获得一次国际锦标。”[36]在这里，艾柯表面上把这种“外部的压力”指向约稿的杂志社和其它媒体，但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压力”又何尝不是自己施加的呢？他持续不断地关注各种与足球和世界杯相关的事件、人物，却囿于自己的学者身份耻于从善如流。这难道不是又一层的反讽吗？为了清晰地划清自己与足球的界限，艾柯不惜又抛出了体育闲谈的观点并进行了深入阐述。对体育闲谈的痴迷可以淡化人们对政治的关心，是政论最完美的替代品。“它是有限的、严格聚焦的，能允许你站边，表达观点，提出对策，而且不至于因为表达而坐牢。”[37]最终艾柯点出了足球的真正内涵，“对于成年男性来说，就像小女孩儿玩洋娃娃一样，这就是一场有关教育的游戏，它教会你如何处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38]这再一次呼应了前文当中“体育就是男人，体育就是社会”的表述，而且表达得更加清晰具象。

　　文章的最后不可避免地从足球延伸到了政治范畴。在绝大多数西方人眼中，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是被当时阿根廷军政府操控的一届“非常规状态”下的世界杯。艾柯的表达较为隐晦，他指出“在这样的时刻，如果自己实在这样的政府中是很受伤的事情。试想我们都是阿根廷人，一小撮阿根廷捣乱分子在那里不断地提醒大家要一直‘消失’，不要在这样一个神圣又神秘的比赛时间破坏大家的欢乐。”于是，艾柯指出“世界杯就像圣诞老人般地来临了，终于新闻里有了一些不是政治类的东西。”最后，艾柯终于提出了自己蓄谋已久的观点“有可能在星期天足球比赛时发动一场革命吗？”[39]

　　4不谈论足球不等于不关注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