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艾柯的“消极主义”体育观

　　摘要：意大利当代思想家翁贝托·艾柯是第一个把欧洲符号学流派与美国符号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符号学大家。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他在多篇论著中谈到了体育。他文笔犀利，擅长仿讽体，经常正话反说，因此他的话语需要谨慎而细致地解读。通过解读可以感知到他对体育表面上无比严苛的“消极主义”，背后却展现着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体育的情愫，更可以梳理出他的一套完整而充满戏谑色彩的体育观。

　　关键词：翁贝托·艾柯；消极主义；体育观；符号学；仿讽体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4）01-00-00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简介：

　　作者单位：翁贝托·艾柯是当代欧洲公认的一流思想家，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他为公众所熟知的是他的畅销小说家的身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推出的《玫瑰的名字》、《福柯摆》、《昨日之岛》和《波多利诺》等小说被译成47种文字，几乎成为了畅销小说的代名词。因此，他曾被《剑桥意大利文学史》誉为20世纪后半期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当然，他最为学术界所熟知的还是符号学家的身份，身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教授的他曾长期担任国际符号学会秘书长。他的《缺席结构：寻找符号学结构方法》、《符号学理论》、《开放的作品》、《读者的角色：文本的符号学阐释》、《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等都可谓符号学史上的不朽著作，这使他成为欧洲在世的学者中可能唯一能够与福柯、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和巴尔特等思想家齐名的主流知识分子。[1]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欧洲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符号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第一人。用他的学生洛克·卡波齐的话来说，艾柯是那种对许多类型的知识都有贪心占有欲的人，他是几乎所有学术团队都想据为己有，但又时刻担心朝不保夕的人。[2]

　　足球是意大利的第一运动。艾柯的意大利学者身份和早期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RAI的工作经历很容易让人把他与足球联系在一起。但在他的几部作品中却弥漫着对足球浓郁的消极主义色彩，他对于足球的批判跨越20世纪60至21世纪。他自己明确提出，“在我这里足球（体育）总是与消极哲学联系在一起”。[3]因此，把艾柯的体育观称为“消极主义”体育观应当是贴切的。但不可忽视的是，艾柯是一个经常将反讽手法运用到极致的方家，在他的笔墨中充满戏讽之调，他的“仿讽体”（parody）风格充斥着他的各种作品，甚至是学术专著。他在《符号学理论》中对符号学的“谎言理论”定义就被很多学者认为颇具仿讽风格：“符号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可用以说谎的每物。倘若某种东西不能用来说谎，那么，反过来，也就无法用以阐明真理。事实上，等于压根无法用来‘诉说’什么。”[4]1975年，在他的第一本“小记事体”杂文集《误读》英文版出版时他强调，“仿讽体绝对不要怕走得太远，如果目标正确，它只不过是不动声色、极其庄严自信地向人们预示今后可能进行的写作，而无须有任何愧色。”17年后在他的第二本“小记事体”杂文集《带着鲑鱼去旅行》的序中，他不惜重复了这段话，[5]表明自己对“仿讽体”自始至终的偏爱。正如卡波奇所言，艾柯的智慧、文本间性的能力和生动的想象力，加上他精通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有时需要读者具备百科全书式的能力来解读他的作品。在他这里，幽默和博学被绝妙地融合在了一起。[6]因此，在对艾柯的作品，尤其是小记事体文章、杂文、随笔和评论集展开解读时，读者应当格外谨慎地处理艾柯编码时的“言外之意”，解读出艾柯的真实表意。

　　事实上，艾柯在《没有冠军的价值》一文中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冠军和锦标主义的蔑视，以及对于全民健身的积极态度和社会应当是全民健身推动力的重要观点。

　　1“体育闲谈”不过是政论的替代品

　　《体育闲谈》写就于1969年，是艾柯作品中较早论及体育的篇章，被辑录在论文集《时装之屋：意大利意识形态的证据和神秘性》中。艾柯在行文伊始并没有直接言说“体育闲谈”，而是肇始于足球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一如既往的以戏谑的笔调强调了足球在意大利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可以占领一座教堂，劫持一位保护着一群失望的天主教徒、一群志得意满的持异见者、一个放纵的左派人士的大主教，传统的世俗政党会透着乐。当人们占领一个政党的总部，那么无论是否显示了团结性，其他党派都会认为这是正义之举。但一旦足球场被占据，那么教会、左派、右派、国会、法院、中国人、离婚联盟、无政府主义者联盟都会迅速做出免责声明，而且会将罪犯戴上枷锁。”[7]显然，艾柯在此是在讽谑足球在当代意大利社会中被毫无原则地溺爱。这在之后几十年被现实多次验证。一位足球俱乐部主席后来三次担任意大利总理，足球明星成为这个国度里最被宠爱的人，一次世界杯冠军几乎可以让人们忘却所有由“电话门丑闻”带来的恶劣影响。因此，艾柯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集体感知中的深层区域，无论通过定罪还是哗众取宠的计算，都没有人能够触碰。”因为“一旦这个社会深层结构被打破，所有可能的关联原则通通卷入危机，包含人类在地球业已存在数万年这样的事实。”[8]

　　艾柯随后界定了什么是所谓的“体育闲谈”。他认为，当代社会的“体育闲谈”，其实是对体育媒体的谈论。“作为锻炼和身体活动的体育早已不复存在，或者只因为经济原因而存在。因为让一个运动员跑比拍摄一部电影，让演员假装跑要容易。因此，存在的仅剩对体育闲谈的闲谈。”[9]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成为了一种虚幻。同时，他指出“对体育媒介闲谈的闲谈又构成了一整套法则：作为受众的你只能在星期天早晨听听收音机里他们假装比赛的转播。一些市民聚集在理发店里谈论体育，要么你就只能到比赛发生的地方去听这类谈话了。”[10]在这里，艾柯清晰地表达了对体育闲谈的消极态度。

　　随后，艾柯让体育闲谈与政论发生了联系。对于体育事件、人物的各种评价、判断、争论、诋毁和赞歌就接踵而至，“于是一场口头仪式正式降临，在这场仪式中，知性力量开始挥洒和中性化；体能消耗告一段落。竞争转向了纯碎的政治层面。”[11]而且，重要的是“对体育闲谈的闲谈带有政论的一切特点。”[12]在政论中，人们会讨论领导人应当做的、他们实际上做的、我们希望他们做的，已经发生的和将会发生的，不一而足。体育闲谈则是把对象由城市（国家）换成了体育场和更衣室。如果说政治话题还有禁忌的话，那么有关体育的闲谈就可以肆无忌惮。在体育闲谈里，男人可以展示自己的判断力、语言暴力、政治竞争力等等。因此，在这里，“体育起到了填补虚假意识的作用。”[13]这被艾柯认为是体育起到的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因为“体育锻炼的观念开始与体育闲谈的观点混淆起来。闲谈者会将自己等同于运动员，不再感觉到他自己并没有介入体育。而且，他会意识不到他根本不会再介入到体育中去，因为他没有闲谈时的正式工作已经让他本应在体育活动中消耗的体能和时间已经耗尽。”[14]因此，艾柯认为，这里的体育闲谈就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指出的“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