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符号学论纲

中国当代语文教学（这里主要指中小学语文教学）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与时下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一样，似乎进入了一个裹足不前的停滞时期。考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一切围绕着考试、围绕着升学的功利教育抑制了教师的变革热情，可能是因为许多换汤不换药的所谓教学改革让教师看穿了它们的虚假，也可能是眼下的评价机制使教师满足于按部就班、默守陈规，等等，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时下我们找不到对当代语文教学改革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缺少这样的理论支撑，即使有心进行改革，也只能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徘徊于低水平，难以有所突破。
　　其实，这样的理论早就有了，却被我们语文教学冷落了几十年，它就是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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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关于“符号”的认识，东西方先哲早就有所论述，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则被公认为起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由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和美国学者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共同完成的。美国学者约翰·迪利说：“按照通常的识见，如果说笛卡尔是17世纪初现代哲学之父，那么，索绪尔就是20世纪初的符号学（semiology）之父，而查尔斯·皮尔斯则是与索绪尔同期的符号学（semiotics）之父。”[1]在索绪尔和皮尔斯理论的基础上，近百年来，符号学理论逐渐完善和成熟。
　　何为“符号”？何为“符号学”？论者早已连篇累牍，本文无意作过多的引用和阐述，只需要强调一点的是，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他说：“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2]卡西尔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符号化”的活动，人的一切追求都可以通过“符号学”得到解释。因此有人认定“说普天下学问都是符号学的范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都卷入意义”，[3]如果此说不是夸张的话，则足以说明符号学在当代理论界具有极高价值，它的地位也因此与日俱增，符号学界甚至放出这样的话：“二十一世纪是符号学世纪。”[3]
　　符号学研究者认为，符号学的成就有理由得到学术界的推崇，英国哲学家比尔兹利说：“从广义来说，符号学无疑是当代哲学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最核心的理论之一。”[4]台湾学者周庆华说：“世间学问的发展，以符号学的形塑最具‘整体性’兼‘综合性’特征。它以符号的物质性及其使用、符号的表义过程和信息交流、符号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等为关注重点，不但提领了一切学问形态，还深入发掘一切学问的动态实演。就整体性、综合性而言，再也找不到一种学科可以跟符号学相比。”[5]可见，符号学对于各门学科都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它可以用于工业、农业、医学、军事等领域，比如有建筑符号学、交通符号学、烹饪符号学、广告符号学、服饰符号学、军事符号学，等等。但是，综观符号学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适用性，不少学者认为，符号学更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王铭玉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的‘科学化’趋势愈加明显。符号学的目标正在促进社会人文科学的精确和科学化。”[6]赵毅衡把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分为四对八个领域：人文领域/科学领域、语言领域/非语言领域、叙述领域/非叙述领域、理论领域/应用领域。他说：“从定义上说，符号学应当包括所有这四对领域，每对中的前者即是符号学的工作重点。理论符号学的任务，是给所有人类寻找意义的活动（也就是整个文化的研究）建立一个公分母，寻找一个共同的理解方式。但可以卓有成效地应用符号学的领域，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文化学科’，或‘人类科学’（HumanSciences）。”[3]也就是说，举凡人文社会学科如政治、历史、伦理、宗教、文学、艺术与符号学的关系更为密切，或者说符号学对研究它们更有着普遍的方法论价值和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今也确实在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符号学取得相当大的成就。所以，我们现在能看到已经得到长足发展的社会符号学、历史符号学、法律符号学、电影符号学、音乐符号学、宗教符号学、心理符号学等等，但是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教育符号学，更没有教学意义上的语文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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