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淑敏小说《女工》的尊严观(3)

　　作者在这里描写的细节或者说“误会”似乎包含着这样的意味：如果不是发生这样的偶然，她的命运一定不会那样的，一定会改观的。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历史的陈账不动，民族的意识未改，只能使罪愆改头换面继续还魂作恶。相比之下，就连当年鲁迅的“狂人”都曾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上一脚，而今我们的作者如此轻描淡写，目的是什么呢？
　　你瞧！我的一生毁了，但我忍了，我圆满了。这就是我们从浦小提的身上得出的小说主题。责任在谁？骗局在哪？我不闻不问，我多高尚！而姚司令的下场则更是向读者证明：等着吧！命运会报应恶人！这使我们不禁大惊。在现代社会的因果关系中并没有原始宿命论的地位，中国人曾被善恶果报的观念愚弄了几千年，虚假的高尚如今已被初步觉醒的主体意识所颠覆，已经步入这一社会的公民怎可再做懵懂的唐·吉诃德！
　　文学不是一锅温暾水。文学是一种激励。文学反思的职责首先在于社会反思，而社会反思的前提，是对历史逻辑的梳理。事实上，尊严的问题不仅与精神胜利法，而且与中国社会历史逻辑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中国社会的历史逻辑是什么？首先，悠久的农业社会首先形成靠天吃饭而民以食为天的法则，这是中国社会的最基础且极悠久的存在。既然食赖天赐，道法自然也就成了最主要的伦理观念。于是社会关系也由此依附于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最讲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而人间秩序也效法之并以之为真理。久而久之，在民间便形成了以皇帝为天子、以出身分尊卑、以天命安贵贱的消极传统，进而发展成顺应人伦秩序并在失落中寻求自我安慰的阿Q式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寓含极大的能量。当它转向极端的、臆想的天下观时，便生出开创新天地的乌托邦狂热，因为物质的胜利完全被精神的胜利所替代，“文革”的狂热就是典型例证。而精神胜利法的狂妄自大在受到物质刺激后，又极易转向狂热的财富欲乃至拜金狂，正如阿Q的赌场一搏和进城行窃，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方兴未艾的投机上位、攫取权力并进而饕餮式地掠夺财富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既与乌托邦同父异母，又与不择手段以求暴富的欲望一奶同胞。事实上，《女工》中对浦小提矫情的自命不凡的欣赏，和对白二宝的绝对邪恶的轻蔑。已经透露了几许乌托邦和财富欲的消息。
　　综上所述，毕淑敏的创作所以存在对尊严的歪曲和对现实主义的背弃，固然源于陈腐的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以及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但落后的艺术观显然难辞其咎。以往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正是鼓励作家要让读者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充满乐观精神吗？然而，丧失了清醒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强大的自省力，这文学的历史本质及其水平显然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盲目乐观呢？
　　尊严作为概念，固然宽泛而抽象，但作为表现，则具体而简单。我们看到为了保住学校而跪倒在官员面前的学生和教师，看到见义勇为的学生溺水而死，但捞尸人为报酬太低不肯下水打捞……那就是它遭受轻蔑和践踏的时候；我们看到国旗在奥运会上频频升起，看到乞丐为地震灾民捐出自己仅有的零钱……那就是它真正占有了自己，那就是尊严！可见尊严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谁能说与它素未谋面？只不过它往往没有富贵身世（达官贵人的尊严其实是虚假苍白而可怜的），也无簪缨世家，但它决不自惭形秽，决不摇尾乞怜，决不低首下心事权贵，决不默许被廉价出卖。尽管人们说“弱者无尊严”，但文学就是指要为弱者伸张尊严。
　　中国的文学现状告诉我们，由于长久的山林文学和庙堂文学传统的余威依然很强大，真正的艺术法很难发挥强大的制约力，艺术在政治和权力面前便往往有心无力，孱弱得很。我们都知道巴尔扎克为了艺术的真理而克制了自己对贵族阶级的偏爱，无情地揭穿了贵族阶级的历史性没落，这是法国社会历史的胜利，但也是艺术法则的巨大胜利。而今，用严格的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艺术要求来衡量，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仍广泛存在幼稚和自以为是甚至自我蒙蔽之处。为此有必要重申，若要忠实于文学的理性与真谛、警醒于文学的责任与使命，就不能不扬弃我们业已落伍的观念，克服掩饰社会问题、扭曲历史逻辑、偏爱自我麻痹的“老大妈主义”，不是保守地回护那些已被现实否定掉的所谓原则，而是积极地高扬我们作为人类重要成员的伟大尊严，以应对世界文学的挑战。回想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已近200年之久，我们更加觉得，唯有自觉地肩负起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巨变赋予每个作家艺术家的重任，才会创造出不辱使命并令世人无法小觑的伟大文学。
　　鉴于多少年来虚假的谀词在我们的文学批评中俯拾即是，本文就没有胪列和夸赞毕淑敏小说的许多艺术成就，而是力图将批评引向美学和历史的新高度，相信读者和作者都会体谅这一苦衷，并共同致力于严肃的自我剖析的文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