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毕淑敏小说《女工》的尊严观(2)

　　人物是活动在环境中的，所以，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小说所依据的背景，即重大而敏感的“文革”运动，以及它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惨痛教训。作者写到：
　　他们无可奈何地长大了，就要走入工作的大军。关于他们的分配方案，上面很有争论。一派意见是把他们分配到广阔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让他们大有作为。另派意见：城里各个行业已多年没有补充新鲜血液了。眼下这批孩子，文革开始的时候，都还是小学生，相对比较单纯，可补充到城市各个岗位，让工人阶级教育他们。据说有造反派头头的一对双胞胎恰在这拨孩子中间，反正争论的结果是第二派意见占了上风。于是以老姚为首的领导小组，开始决定革命小将的命运走向。
　　“文革”中毕业生的去向是一种国家行为，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全国统一性。这一造成无数青年乃至全体国人命运的事件有何背景？所谓“双胞胎”在哪里？如此重大的事件是否遭到了主观虚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是否容许如此虚构？这一关系重大的事件，除了毛泽东的意志，当时决非某个地区或某个小集团能够自行决定的，更遑论某个双胞胎会起决定作用。书中的描写，无异于将国家大政的变迁和专擅权力的作用缩小到了偶然事件和随意行为的程度。严肃的问题就此遭到了淡化，历史不见了。而这种做法，我们在“文革”后的某些保守派作家那里时常可以见到。
　　小说的人物形象同样暴露出对现实的严重扭曲。教师钟怡琴、学生浦小提和宁夕蓝都因为政治压迫而嫁给或受辱于恶人。可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女人们，特别在“文革”初期，极少以性做交换求得安全，因为当时的女人远没有那样豁达和轻率，女性贞操和道德情操的观念仍旧极强，因而这些女性的轻易屈从并不令人信服。
　　此外，从具体的社会环境看，一个学校大小也是个单位，是重要的夺权阵地，不可能只是一个工人或司令就一手遮天，把它变成自家后院。更何况，强奸、通奸、猥亵少女无疑涉及立场问题，一个工人造反派避之唯恐不及，哪来的勇气和淫欲非要和一个“资产阶级老姑娘”轻纵云雨？
　　说到校工老姚，他的性格与行动不仅没有什么背景，而目简单到无以复加，令人怀疑他的色胆和邪恶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老姚和她，就像活在不同海拔高度的树。同在一座山上，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运动像一块巨大的橡皮，把界限轻而易举地涂抹干净了。钟怡琴瞪着血红的眼睛说：“你打了我，还想娶我。你不怕我杀了你？”
　　老姚说：“不怕。打你是为了让你知道，咱们俩是般配的。”老姚说完，就从容不迫地走到钟怡琴的床旁，一把撕开了钟怡琴的衣裳。钟怡琴没有丝毫的反抗，鞭笞夺去了她所有的气力。她仿佛行尸走肉，任由老姚撕扯。
　　就这样，一个心高气傲、资质不俗的女教师毫无拒斥地交出了自己，而且是终身的交出。还有，如果说钟怡琴和宁夕蓝为了自保和前途而委身已经有违现实的话，那么浦小提的嫁给白二宝的“可以理解的缘由”又是什么呢？请看对一个从小就极有定力、主见和男女界防意识的姑娘爱情萌动的描写：
　　白二宝死死拉住她说：“浦小提，你救人救到底。你嫁给我，我就变成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男人。我再也不会动歪门左道的心思，我知道自己不是世上最好的男人，配不上你。可我肯定是世上最爱你的男人。浦小提，你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咱们俩是般配的！”
　　浦小提轻轻地拨拉开白二宝的手。当手和手相碰的那一瞬，她第一次感到了震悚和亲近。是的，他们都是苦孩子，这句话在浦小提心底最嫩薄的地方按下了一枚图钉。黑暗而疼痛。
　　几句甜言蜜语，外加碰了下手，就定了终身？如果说她对他存有“穷苦人家的孩子”的同情，那也决未落到非嫁不可的境地。因此，她主动嫁给他总得让人在他身上见到什么可爱之处吧？可是没有，完全是卑劣和邪恶，而且怙恶不悛。无论是她的判断，她的感情，还是当时一般工农家庭都会有的家长意志，作品里都见不到。作者在此显然把美好善良的女人们的贞操给廉价出卖了。
　　至于白二宝，从小学生到商人，似乎没做过什么好事。可是，作者却暗示这个“文革小将”的个性成因是长兄死后排行改变的结果，实在无法服众：
　　白二宝明白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钟老师变成了钟怡琴。就像哥哥活着的时候，白二宝是老二。哥哥得了阑尾炎病死了，有一天娘突然管他叫“老大”，他知道这表示自己从此代替了哥哥的位置。
　　凡是经历过“文革”、懂得些历史的人都明白，“文革”对人性的扭曲是一个时代和文化形态的畸形转化，其间蒙昧的社会主体的无理性坠落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整体性、根本性的，是中国社会已往历史的必然结果。一个儿童也好，一个青少年或成年人也罢，在“文革”中发生的灵魂异化和邪恶化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程度，对此哪怕稍做探讨也是可贵的，可是我们没看到，也许作者根本不想让我们看到，所以才从“阑尾炎”上打起了主意。
　　对小学生宁夕蓝的描写同样有悖于现实主义原则，不无可疑之处：
　　正当宁夕蓝凭着她从水浒中得到的知识，以为酒能打动她的同学时，白二宝毫不留情地把宁夕蓝揪到台上当了钟怡琴的陪斗。
　　在“文革”初期，一个小学生能够想到用酒收买造反派，这在当时不仅是极为罕见的，而且是极大的冒险。在学生们尚未卷入复杂冲突中时，一个并无过错的小学生轻易就成了陪斗，也迹近荒唐。至于宁夕蓝在毕业前夕为了被分配到好的工作单位，竟然接受姚司令的猥亵或是霸占（小说中未详写），这在普通的初中毕业生中更是难以想象的，特别是她还出身于高贵的家庭，对于“丁人阶级”“耍流氓”的默然接受和泰然处之就更不合乎逻辑了。
　　除了对于历史生活真实性的坚守不能令人满意外，小说还在主人公身上表现出了对时代生活本质的曲解，使尊严变了味道，对现实主义做了随意性的戏弄。小说开篇，主人公浦小提是个出身低微、学习优异、意志坚定的女生，由于初恋情人的投军远行，她从初中毕业开始便在工厂里艰苦劳作，蒙受被白二宝纠缠、出嫁、下岗、打零工的命运。可是，她虽然出于同情嫁给自己先前极度蔑视的白二宝，却在同学重逢中不卑不亢地捍卫了尊严，并在初恋情人身上得到了强烈的慰藉。这种看似追随现实题材实则流于情节化表象和精神自慰的人物描写，掩盖不住隐含的作者主观粉饰，这就是无形中流露出的鸵鸟式的精神胜利法。
　　尊严要求文学什么
　　毕淑敏曾说过，“我以为真正的作家应该也必须是思想家。”但若将自己定位在落后时代的世界观里，定位在传统卫道士的观念里，那么别里科夫式的所谓思想家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从总的方面看，毕淑敏的创作若是多些对生活和艺术的真正尊重，少些自命不凡的“老大妈式”的说教，一定会好得多。不幸的是，她似乎直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一问题产生过认真的反思。小说的一个细节证实了这一点，那是主人公多年后发现自己人生的拐点时：
　　整刊文本版->文艺争鸣2013年10期论毕淑敏小说《女工》的尊严观字数：2396来源：文艺争鸣2013年10期字体：大中小打印当页正文浦小提立刻明白这之间有巨大的误会，约略猜到了事情的真相。本来想说，我是去过环卫局很多很多次的，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你的信。将军领花上的星光刺痛了她的眼，她突然觉得历史的陈账，还有必要翻动吗？为了让自己不再痛苦，也为了让自己曾经倾心挂念的男生不再痛心，她淡淡地说：“那是一句玩笑话。高海群，我分到工厂，和环卫局没关系，我怎么会想到去找你的信呢！”
　　应该承认，在那个惨烈的时代，有无数人遭遇过类似致命的“细节”。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说必然！必然在哪里？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错误运动不知毁了多少人的生命、青春、理想、信仰、健康、道德、爱情、幸福、肉体与灵魂。然而，这些运动的必然性文学难道可以避而不究吗？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毁灭是小事，那么无数人的毁灭我们还能闭上眼睛说，那是小事吗？还是不值得一翻的“历史陈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