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天敏散文的审美艺术(3)

　　夏天敏曾自述：“我无论写小说也好，无论写散文也好，我总是把笔触伸入到小人物身上，总是写生活中比较美好的东西。”作者对小人物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生活经历与自我身份定位的影响，骨午里确乎透露着对小人物们的亲近感。如小人物“钟老表”干活认真，手艺高超，却甘于平凡，生活过得充实而愉快。与他同宿舍而居两年，作者耳濡目染，多年后把其作为叙写对象，更像是两个小人物之间书面的问候与心灵的对等交流。而对另一个小人物“吴上敬”，作者讲述他艰辛的创业历程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时无不暗含着惺惺相惜的默契，并把他守业时热心公益事业、倾情回馈社会的举动作了感同身受的解释：“人有过磨难，可能就会有仁慈之心，穷吾穷以及人之穷，推己及人，就有了怜悯、恻隐之心”。
　　返回到文学的场域，作者还试图从小人物的描绘中揭示出某种精神价值取向，突显边缘个体的活力和美感，并开始自觉地审视社会现实，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思考。因为“小人物如同历史的神经末梢，如果将所谓的芸芸众生从视野之中删除，这种历史必然缺乏肌理。另外，这些远离中心的边缘人物也以一种参照性意义，让人们反思当时权威的得与失，其本身就有一种批判性功能。”正是受这种边缘化叙事写作姿态的驱使，夏天敏重拾起那些他深入民间，走进寻常百姓底层生活所积累的素材，在散文集中形象地勾勒出风格各异的小人物群像。概括起来，群像可分为以下两组：一组是温情的正面形象，从《渡船》中积极向有关部门反应环保问题的艄公父子；《崖下学庄》中把新建房屋借给学校的盲人；到《废窖》中植树垦荒的聋哑老人；再到《村路》中义务修路的残废军人以及《在简陋的阁楼上》中的医者仁心……虽然文本中这群平凡人的生活年代已经远去，但他们的身上汇聚了坚韧、善良、爱心、公德心等可贵品质所注塑的正能量，并且这种正能量的传递更不会因为创作年代的距离感而失去了现实意义。相反，这些小人物正面形象所负载的普世审美价值特别是在受消费文化负面因子日益侵蚀的当今社会中，已然被上升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高度，任何时候展示传统美德的正能量都是照亮中华民族灵魂的阳光，引领新世纪的国民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前行。夏天敏以一个“隐形的他者”记录正面形象的过程就是给自己心灵不断注入赞叹和敬畏的对照过程，他把那些“生活中比较美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开垦了一片散文的沃土，也实现了自己守护真善美价值的文学理想。诚然，与很多有良知的作家一样，虽然夏天敏对社会责任感温性的呼唤与别人直视社会污点或暴露社会毒瘤于阳光下的做法在形式上大为不同，但他们的思想站在根治社会疾病的角度来看却是如出一辙，正如王兆胜先生在《文学的命脉》中所强调的“真善美永远是散文不败的花朵”。另一组是有争议人物，例如《乡场上，有这么个小店》中的小英嬢嬢，早期不乏乡里人勤劳、淳朴的优良品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变得锱铢必较，甚至“卖红糖与一乡民，在秤上做手脚，被发现了，吵得乌烟瘴气”。作者对她的随波逐流在描写中流露出了深深的惋惜之情。又如《老街旧事》中夏天敏则把目光投向了一个50年代的剩女“洋嬢嬢”，披露了长期以来社会对单身女性的歧视与偏见。开初“洋嬢嬢”衣着明艳、举止优雅，浑身放射出时尚和神秘的光彩，然而她的独居、孤僻与新潮在当时世俗观念浓厚的边缘小城是很难被周围大众所容纳的，她弹奏的音乐被邻里们扭曲成“哭丧的鬼调”，她淡淡的粉饰和轻盈的步伐被顽童们戏弄为低俗的“童谣”，妇人们的竊笑、孩子们的恶意捣蛋让她饱受了精神的摧残，所以她最终抵御不住人们流言蜚语和异样眼神的寒光，逃难般地藏身家中，并突然消失于公众视野，就像她阳台上那盆逐渐枯萎的紫丁香预示了她惨淡的结局。另外，《人面桃花今成昨》和《消失在身边的生命》分别展示了文化大革命里政治压力下小人物们不容乐观的生存境遇和偏远乡村落后的交通、卫生环境对一个普通农村家庭造成的人生缺憾。纵观此类“小人物”主题的散文，夏天敏以边缘者的身份平和地观察小人物们的一举一动，用他温暖的情脉、正义的笔触、强烈的人文关怀回应了自己真实的内心，也让大家看见了他人格的主体性，的确“散文说到底就是心灵的事业。它不仅要体现出人的精神主体性，而且呈现出心灵即灵魂的主体性”。
　　夏天敏的散文创作虽然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但有的篇章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泸沽湖》《金沙江寻石》《文君当垆的启示》略显文字单薄，思想的信息量不足，地方文化精髓的彰显度也有欠缺。《乡场上，有这么个小店》与《乡场上，温馨的夜》，《槐树趣谈》与《小城槐思》，《渴望绿色》与《绿色断想》等篇目之间内容重复，有公式化的写作痕迹。此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期间作者生活空间的局限，因此他的文学视野还不够开阔，散文创作涉及层面仅停留在一些地方性生活和人物交际圈的叙事中，使得夏天敏散文的初期探索未开拓出一片恢宏开阔的格局。期待已有深厚文学积累的夏先生在今后散文创作里迎来自己的一个全新时代，和小说一样结出累累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