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为什么不愿去大学？(3)

　　与鲁迅的人生选择和文艺观念一脉相承，胡风因积极从事日共政治活动和左翼文化活动从日本被驱逐回国后，就已无意于“学者”“教授”之类的大学生涯。离开“左联”的领导岗位后，更是像鲁迅那样，以笔谋生——做了一个自食其力的“自由职业者”，以笔为刀枪——通过文学的形式实现对现实人生和社会改造运动的关怀与配合。与鲁迅的观点相类似，胡风既在其初试锋芒的论文《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一文中批评了轻视文艺的现实作用的“第三种人”，又在其才华横溢的成名作《林语堂论》中批评了当时正提倡“幽默”“闲适”文学的林语堂从“战斗的”姿态向“冲淡的心境”的“倒退”，批评了周作人关于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一于一身的观点，而在《张天翼论》中，则批评了当时正走红的左翼作家张天翼对待现实生活和人生的不够突进及其冰冷的旁观者的心境，并给他指出了一条“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肉搏”“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看进生活底层”的“现实主义的路”。事实上，胡风比较成型的人生观、文学观最早的明确表现还是在1933年发表在上海《现代文化》第1卷第1期上的《现阶段上的文艺批评之几个紧要问题》一文中。虽然文章还带有拥护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左倾幼稚病，但却是胡风此后文艺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篇文章中，胡风明确提出普罗文学应服务于现阶段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认为“政治的正确就是艺术的正确，不能代表政治的正确的作品，是不会有完全的艺术的真实的”“我们的批评如果不正确地抓住政治动向，就不能将文艺的任务与阶级实践相结合”。胡风的这种观点在其后来的理论阐述中虽然有所调整和修正，但其“即于现实”“即于战斗”的文艺观核心却是一以贯之的。到了胡风文艺思想渐趋成熟和体系化的抗战时期，胡风更从现实主义文艺观出发提出了许多著名论点，例如，“无条件地成为人生上的战士者，才能有条件地成为艺术上的诗人”（《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战士与诗人原来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略论文学无门》）。总而言之，虽然胡风更多地注意到了文艺自身的特性与发展规律，但与同时代的左翼文人一样，他仍然是一个文艺上的功利主义者，认为精神启蒙与实际的社会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意识斗争的任务是在于摧毁黑暗势力底思想武器，由这来推进实际斗争，再由这实际斗争的胜利来完成精神改造。”（《论现实主义的路·第二环绕一个理论问题》）
　　不过，与鲁迅对大学、“象牙塔”的多次批评略有不同，胡风对此问题少有正面的专门议论。即使如此，从其上述的评论文章和书信中看，他对大学、“象牙塔”的认知与评价实与鲁迅如出一辙，以至于明白地将大学比喻为远离火热的社会革命和激荡的文艺大潮的边缘化的“冷庙”，态度非常冷淡，对自己被官方安排到清华教书甚至有一种被严重轻慢和侮辱的糟糕感觉。固然，这里有胡风欲从“文艺总的路线”进行工作的宏大文化抱负落空后的逆反心理作怪，也有194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党派化、大学衰落的时代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经由鲁迅传承下来的“经世致用”的中国士大夫传统，以及马列主义带给左翼文人的重视行动、强调群众运动的实践性格。从这一点观察，再结合胡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乐此不疲的文学编辑活动与文学批评，胡风显然是一个与高蹈、超越的“学院派”格格不入的“实践型”文论家，其置身于现代中国非常状态的历史情势中，也以不无功利的现实主义战斗精神回应了紧迫的时代课题。
　　四、结语
　　在谈到“象牙塔”的问题时，李欧梵先生曾经将读书和“入世”视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而今的两大传统，认为由于“20世纪的政治社会的冲击，往往使得后者凌驾于前者之上，于是实践重于认知，读书不如行动重要，这种趋势推到极致，就成了一种无形的‘反知传统’：盲目热狂的行动代替了慎远的思考。”李欧梵先生的观点虽然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对左翼文人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成因的观察却是准确的。从这一个角度看，以鲁迅和胡风为代表的左翼文人的疏离大学就不是偶然而奇怪的，而由此现象出发反思国人现代大学观念的形成与误区及其特殊语境，就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好在笔者对此已经有过分析与探究，本文就不必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