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为什么不愿去大学？(2)

　　1960年3月1日，“复旦学生五人来，迫去教课。”
　　1950年3月9日，“晋驼（七月派诗人，时任东北行政学院总务部主任——引者注）介绍高羽（时任东北行政学院教务部副处长——引者注）来，他来此聘教员。”
　　1950年6月19日，“得三妹（指梅志的三妹屠璇华，其丈夫李仲融时任华东大学党组成员——引者注）邀往齐鲁大学教书信。”
　　1952年9月27日，“得李何林（学者，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引者注）信，约到南开大学教书。”
　　除了《日记》之外，胡风还在写给梅志的家书中，详细记载了清华大学邀请他去教书的情况。1949年10月4日，胡风在家书中云：“艾青忽然问我肯不肯到清华教书，并且说已向清华提到过，云。我说不能教书。”1951年1月9日，再次谈到工作问题，云：“刚才宴会上知道，父周（指周恩来——引者注）为我事嘱人打电话问军师爷（指胡乔木——引者注），回答说二三日即解决，我提出办剧团，但他们希望我到清华担任课。云。父周底意思是，两者都可以搞，很好，云。那么，也许不久军师爷要找我谈话的。教书，决不干。我不让他们把我塞到冷庙里去。剧团，我看他们也无法安排的。”
　　显而易见，相比于《日记》中简略的如实记述，胡风在家书中对于被安排“到清华教书”表现得非常反感、甚至于愤怒，情绪反应相当激烈。这在各类文学人才纷纷流向高校尤其是著名大学的今天看来也许有些匪夷所思，但它恰恰凸现了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现当代文学史构成的重要线索和胡风等左翼文人身上并不晦涩的精神传承与特质。
　　三、“冷庙”、“象牙塔”与“十字街头”：鲁迅、胡风与左翼文人的大学观
　　与今天众多名作家、名诗人纷纷跻身大学教授行列不同，胡风的疏离大学除了更多一些个人情绪色彩，其职业选择在建国初期的文艺界却很普遍。综合看来，当时除了被边缘化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倾向的文人如钱钟书、冯至和原“京派”的朱光潜、“九叶诗派”的穆旦等进入大学外，以左翼文人为主的中心作家（包括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主流诗人绝大多数都主动选择或被安排担任了大学之外的“文联”、“文协”（后改为“作协”）等各级文学组织的领导或编辑、研究工作。对于这种在中共建国前后文人们在身份与“存在方式”选择上所表现出的显著变化，洪子诚先生曾经将之与新中国单位体制的建立联系起来进行过考察和讨论，认为与之共生的新的“当代”文学规范“导致大学、学院在文学领域的地位的极大削弱，也导致跟大学有联系的作家地位的下降。”笔者认为，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胡风拒绝到大学教书的体制原因。但除此之外，胡风对“到大学教书”所表现出的激烈反应又因其不同寻常而使笔者注意到了以胡风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左翼文人不无实用、偏颇的“大学”观及其背后对于文学功能、文人身份、文人与社会历史变革实践之间关系的特定理解。
　　在中国现当代左翼文人群体中，鲁迅、胡风都是与大学颇有因缘的大作家。自1920年8月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到1927年6月辞去中山大学文学系教授兼主任之职，鲁迅曾以大学教师身份辗转北京、厦门、广州，时间有八年之久。而作为鲁迅在北大的学生，胡风后来又曾就读于国内的清华和日本的庆应大学等名校，抗战期间，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和在经济上贴补《七月》杂志，胡风于1938年12月也在重庆正式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请，一直到1940年8月因不满兼任教授上课要签到的新规定而失去教职，前后历时近两年。
　　不过，尽管都在大学教过书，鲁迅和胡风对于大学的认同感和评价却都不算高。在这一方面，师徒俩一前一后，在整个左翼文人群体里非常具有代表性。特别是对胡风影响很深的鲁迅，其“象牙塔”与“十字街头”的形象比喻更是在当代中国深入人心，甚至长期成为文艺界内外关于大学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意义的简单公式和褒贬结构。
　　众所周知，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鲁迅终其一生都信奉“为人生而艺术”，以严肃的小说创作和进行文明批评的杂文写作来追求他的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理想；他所钟爱的文学也是直面现实人生、揭示病态社会中人的精神病态的“真的文学”；而作为左翼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鲁迅又具有坚定的平民立场和深挚的人间情怀，认为“真的知识阶级”“他们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他们“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也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鲁迅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家，毋宁说是一个“真的知识分子”，一个以笔为刀枪的倾心于“十字街头”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斗士”。正如鲁迅自己所表白的：他的写作只是出于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而已，并“不想充文学家”，也正因如此，鲁迅严厉地批判过那些“多劝人踱进研究室”的学者和“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的文人，认为“教书一久，即与一般社会睽离，无论怎样热心。做起事来总要失败。”并且也把“为艺术的艺术”称作“是造象牙塔，于社会上的一切都毫无关系”。
　　可以说，更主要的是因为忧心于混乱、动荡时代平民百姓基本的现实生存权、发展权，立足于实际的社会改造运动，鲁迅始终强调“真的”知识分子（“斗士”）应该主动置身于当下环境的现在时态之中，用自己的血与泪写出一种“在现在的地上执着现在”的文学；而与此对照，他又把“进研究室”主义置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专制体制中来强调它的负面作用，多次批评那些“住在象牙塔”或造“象牙塔”的雅士和隐士们的自闭自欺、巧滑自私，认为在中国“象牙塔”是无处摆放的，也是很脆弱的，“象牙塔”里的文艺是没有内容而空有形式的，“这是今日文艺界倾向的第一个危机。”
　　虽然鲁迅关于“象牙塔”的定义并不完全等同于和其他社会领域相对隔离的大学，但其议论却常常是由大学及大学里的学者态度而发。而因为“象牙塔”在欧洲历史文化中本来就是对于大学这种“学术共同体”的一种不含褒贬的比喻，目的是说明其疏离于现实生活和社会运动的本质属性与特征，所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鲁迅对于“象牙塔”的看法也等于是他的大学观。而在鲁迅那里，很显然，“象牙塔”是一个贬义词，是与关注社会、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背道而驰的。也的确，除了容易导致文学家、艺术家脱离现实社会和平民大众的弊端之外，鲁迅还认为在学院的“艺术之宫”里是有许多“麻烦的禁令”的，学院体制化、学术和学者规范化的过程中，会落入“许多人”变成“一个人”、“许多话”变成“一番话”，思想学术文化被高度一体化的陷阱之中。这就会导致知识分子的独立个性、自由意志和创造活力的丧失，与“真的人生”相隔。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鲁迅早年所接受的尼采的生命哲学和酒神精神的遗迹。而鲁迅对于“学者”“教授”之类尊号的否弃，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放逐：把自己放逐于学院的体制之外，还原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生命个体。事实上，鲁迅最终果然是彻底抛弃了大学教书的职业而以自由撰稿人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