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为什么不愿去大学？

　　1949到1955年，是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开国立基、将社会主义理想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创设一起付诸实践的关键时期，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场域”的外部语境及其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动并最终得以定型的“转折”时期。而就在这样一个充满变化和选择的历史时期，多年追随中共革命实践的胡风的个人命运及其文艺事业却由鼎盛跌落谷底。正因如此，考察胡风在此革故鼎新、天翻地覆之际一次次异乎寻常的矛盾和抉择，既能了解胡风等从国统区进入新中国的左翼文人在自我认知与政治定位、个人理想与集体意志、既往“惯习”与崭新情势等之间复杂纠结的心态，也可以把握寻求现代自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人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冲突中委曲周折的心路历程，以及某种熟悉而又陌生的精神传承。
　　一、“无枝可依”：建国前后的胡风
　　要探察胡风一生的命运遭际与心路历程，1949年筹备并召开的文代大会无疑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按照中共党人以往革命的成功经验，文代大会筹备之初就被定位为能够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会师大会”“团结大会”，留在大陆的几乎所有稍有名气的作家，只要“不反共”“不反苏”，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结果，原定代表753人，最后增加到824人。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在文艺创作上有实绩有影响、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代表性人物，中共党人还给予了相当高的政治待遇，例如胡风，就在此前后被任命为“新文协”筹委会委员、全国文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然而，恰恰是胡风，由于在前一年遭到了来自一批共产党员作家和郭沫若在香港发动的严厉批评，并在随后的“新文协”筹建过程中被排除出决策圈，自视甚高的胡风因此而产生了强烈的“消极情绪”，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期间，就坚决辞去了筹委会副主任周扬所安排的《文艺报》编委工作（相当于主编），并且还坚决地拒绝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从而成为罕见的对新中国的文艺组织公开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左翼文人。结果，当“一位位和他一样显赫的作家，均委以重任，有了具体的工作岗位”之后，胡风却还“悬挂于闲置的空中，在北京、上海两地荡来荡去。”
　　实际上，胡风在建国之初没有具体的工作岗位，并非因为以胡乔木、周扬等为主导的新中国文艺领导层故意不予安排。如上所述，至少在第一次文代会筹备之初，周扬安排给他的《文艺报》主编一职就是非常具体的，也比较容易发挥胡风做理论研究的特长；另外，在1951年1月，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政治秘书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还曾向胡风提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文艺报负责、中央文学研究所教书等三个工作岗位供其选择，都不算太委屈。然而，由于这些岗位都被胡风认为是“不过要我做任何一处的属员”“做花瓶”“是投闲置散的工作”，一一遭到婉拒，以至于当胡乔木再次应胡风要求见面长谈后终于不耐烦地质问：“要做工作还是要做作家”，并且要求胡风立刻回答，这样又反过来使胡风产生了更强烈的“反拨情绪”。从此，双方陷入“僵持”状态，新中国文艺决策层对待胡风的工作安排问题便冷淡了下来。
　　仔细阅读胡风1949至1955年间的日记和家书，读者将不难发现，在关于胡风工作岗位的安排问题上，不仅胡风本人一直心里很“纠结”，其实已经养成“统一战线”“惯习”的新中国文艺决策层同样也“纠结”。就在胡风于文代会筹备期间公开表示过自己的不满和消极之后，新中国文艺决策层对于如何安排胡风的工作而又能使双方满意，便曾拟想和提出了数种方案，多次通过领导出面或朋友解劝，以正式或私下聊天的方式和胡风谈，简直称得上是煞费苦心。除了上述胡乔木提出的三个工作选择，例如“到清华教书”、“在文化部做什么专门委员”、“在文联或文协担个名义”、“办剧团”、“到文学研究所”、负责华东文联、“到青年剧院”，等等……都是冯乃超、邵荃麟、胡乔木、周扬等新中国文艺领导人根据胡风的资历、能力、政治态度和文艺思想等提出的工作选项。
　　而从胡风的反应看，除了坚决拒绝“到大学教书”的工作外，对于其他几种，他后来还是相当动心的。在1951年11月4日给梅志的信中，他就流露出对当时没有果断接受《文艺报》负责人的职务的后悔，云：“今天去找了邵爷（即邵荃麟——引者注），态度比上次冷淡得多。说是，军师（指胡乔木——引者注）说工作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又提到专门写作也好，之类，预备组织人到朝鲜长住，之类。剧团，说要节约，根本取消了。刊物提都不提。”不仅如此，事隔一年多，胡风在1952年12月29日拜访周扬时甚至主动提到了《文艺报》，表示愿意接受负责的工作。正如同日给梅志的信中所描述：“我提到了《报》。这是虎穴，这样提一提，表示从前没有接受的歉意。”除了家书之外，胡风对办刊物之类工作的倾心，还在1953年2月15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报送的《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中再次得到印证。这份文件明确记载了胡风曾经提出的做《文艺报》编委的请求，并最终予以了否决：“认为在他还没有彻底认识和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之前，不适宜担任这种批评性的文艺刊物的编委。我们曾劝他下去生活，将来专门从事创作，或到大学教书，他都不愿意。现在决定先到文协，将来再考虑适当工作（参加文协的创作委员会或《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他本人同意，现正计划把他的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来。”
　　应该说，中宣部的这份文件透露了非常丰富而有价值的信息。综合胡风的书信和回忆录等材料来看虽然胡风这时请求做《文艺报》编委仍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但反过来看，他对“专门从事创作”“或到大学教书”的拒绝却是态度明确，毫不犹豫的。
　　二、“决不做教授”：《家书》与《日记》中的胡风
　　在胡风的《日记》中，自1949年到1955年，至少有六次以上记载了国内大学邀请他去教书的事情。现缕列如下：
　　1949年7月4日，“得赵纪彬（即向林冰，时任山东大学校委会常务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引者注）信，邀我到青岛教书。”
　　1949年9月2日，“朱海观陪大夏大学李铁民来，要去教书。”同日，“得任铭善（为胡风在南通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时在杭州浙江大学任教——引者注）信，要去浙大教书。”
　　1949年10月22日，“得复旦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