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财政预算尝试(3)

　　处在如此政治漩涡中的资政院，其预算审议落实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面对这样一份大幅度裁减政府预算额度的预算案，清廷虽然不便公开驳斥资政院，但下了一道谕旨，称：“现在国用浩繁，财力支绌，该院核定宣统三年预算总案，朕详加披览，尚属核实。如确系浮滥之款，即应极力削减；若实有窘碍难行之处，准由京外各衙门将实不用敷各款，缮呈详细表册，叙明确当理由，迳行具奏，侯旨办理。”这一谕旨无异于将各部门各督抚的预算开支权柄重新揽入皇权，为各部门的行政开销开了绿灯，而各地督抚更是心领神会地对资政院的决议加以抵制，致使资政院裁减预算的议决事实上形同具文。资政院议员黎尚雯的一段话，颇能代表当时议员们的心情：“资政院是个立法机关，而所上的奏案没有一个有效力的。既没有效力，资政院所议的事还有什么价值呢？国家所以要立宪的缘故，就是要君民一气保护国家；要使君民一气，必使民间信任朝廷；要是民间信任朝廷，就要是民间信任咨议局、资政院，然后才能信任朝廷是真立宪。当此危机时代，如果资政院所上的奏案没有一点效力，民间就不信任资政院了，不信任资政院就不信任朝廷立宪了。”
　　历史留给人们的机遇总是只有一次。近代中国虽然有不少学者走到了时代的前列，接受了西方的财政预算思想，而清政府迫于自身财政危机和财政自救的考虑，也在清末新政时期进行了清理财政和试办预算的改革，但是，中国的近代预算制度并没有能够带领清王朝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向现代。由于缺乏对于公共财政精神内核的理解和把握，清廷只是在形式上仿效了西方国会审议预算的办法，皇权始终试图牢牢地掌控着一切，预算也只是徒具形式而无现代预算的实质，其促进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终于，资政院在无可奈何中黯然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等待着推翻大清王朝的社会革命，也已经为时不远了。
　　注释
　　①杨汝梅：《论吾国预算制度之特质》，《民鸣月刊》1931年第3卷第3—4期。②任晓兰：《国家观视角下中国的公共预算演进评析》，《天府新论》2012年第4期。③郑观应：《盛世危言·度支》，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36页。⑤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39页。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613页。⑦李启成校订《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晚清预备国会论辩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112、487、92、487、487、459、457、461、505—506页。⑧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275页。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第606页。⑩赵尔巽：《清史稿》（志八十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333页。任晓兰、常丽媛：《论清末资政院预算审查权的确认与行使》，《西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国风报》第一年第7期，中国纪事，第4页，转引自韦庆远等著《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7页。陈宗蕃：《论今日之预算》，《庸言》1914年第2卷第6期。宣统二年十二月分现月档簿，转引自韦庆远等著《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