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3)

　　由此可见，对不信任的研究并没有否定公共信任的道德价值，相反，它为公共信任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不可否认有大量违信行为的存在。就此而言，公共不信任具有合理性，有时甚至是更有利的行为策略。然而，只有公共信任才具有积极的力量，才具有道德价值。不信任的意义何在？首先，公共不信任的价值在于提醒信任者，公共信任是有风险的，背信行为随时可能发生。在意识到风险的情况下建立的公共信任才是理性的。其次，公共不信任也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制度和程序存在的。民主制度、程序法、银行信贷、上班打卡等都是作为制度和程序而存在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既为公共信任提供了基本保障，又没有削减公共信任的价值，因为背信行为仍然存在，信任仍然需要信任者承担信任的风险。
　　三、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
　　要进一步证明公共信任是如同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一样的美德，除了说明公共信任具有道德价值，还需要说明公共信任是我们正确行动的能力，是我们作为人特有的存在和行动的方式。美德是一种我们人道地存在和行动的方式，是我们正确行动的能力。精神美德能使一个人显得比另一个人更人道或更优秀。
　　信任是一种与未知领域的行动相连的信念。当可信性显明时，信任没有意义；而只有当可信性无法验证时，信任才具有价值。在日常生活中，经验、常识以及风俗习惯都有助于个体建构可信性。我们依据经验、常识以及风俗习惯就可以安心生活，而不必担心明天早上找不到地铁站，也不必每天都重新看地铁线路图。这里，建立在可信性基础上的安全感以及对生活的控制感，与其说是信任，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熟悉，是潜在的信任。相较之下，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更像是一个非经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风俗习惯被超越，常识和经验丧失了原有的意义，可信性受到挑战，公共信任的价值才凸显出来。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仅仅依靠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是难以建立信任的。常识、经验以及风俗习惯的共同特点是稳定性，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恰恰充满了变动，要不要建立公共信任就成为个体的选择和信念。例如，我对货币的信心是建立在常识和经验基础上的熟悉，是一种潜在的信任。只有当其他人购买黄金以规避通胀风险时，我面临继续持有货币还是购买黄金的选择时，信任才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公共信任超越了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是在我们的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行不通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在可信性没办法验明、常识行不通的情况下，信任者将为自己的信任承担风险，几乎没有收益。在私人信任中，对违信行为的制裁可以通过持续的交往关系维持，而在公共信任中，信任者缺乏对违信行为的惩罚机制。这意味着当个体选择以信任的方式行动时，同时放弃了保护自己的主动权，将之交给了被信任者，给予被信任者甚至是那些值得怀疑的对象以行动的空间以及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公共信任是很难建立在利己主义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公共信任是为他人或整个社群利益而非信任者自身利益所作出的必须独自承担信任风险的自主意志选择。这种道德信任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在充分了解世界的另外一面——充满了罪恶，了解人性善恶的两面性基础上所保持的信念，坚信人性是向善的，世界是充满希望的，而且人类具有改变自己、他人和世界的能力，使之越变越好。用尤斯拉纳的话来说，这种信任来自于乐观主义世界观。
　　注释
　　①[德]尼克拉斯·卢曼：《信任》，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0、103、93页。②⑤⑦⑩[美]马克·E.沃伦主编《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270—271、47、115、271、285页。③⑨[美]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22、26、98页。④也可称为“利他性信任”、“利他主义信任”。参见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郑也夫、彭泗清等：《中国社会中的信任》，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第220页。⑥[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前言第1页。⑧据报道，中国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中国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国内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中国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接受捐款的数额减少，但社会捐款总量未发生明显波动。许多网友表示不再捐款，但个人身份捐款额波动很小。这也说明了我国公民的公共信任是建立在利他主义的基础上的。参见《中国慈善组织近3月受捐额剧降近九成》，http：//news.163.com/11/0826/04/7CBTAQ7A00014AED.html.本文使用了可信性而非诚信、信用等更典型的伦理学术语，理由有二：就主体而言，诚信、信用的主体是被信任者（或者说受信者），而可信性的主体是信任者（或者说施信者），可信性是就信任者来讲的被信任者的诚信水平或信用度，它与被信任者诚信状况相关但并不完全等同；就内容而言，可信性不仅仅包含诚信、信用的外延，还包含了被信任者与自身角色相关的能力、素质等内容，如医生的可信性既包括他的诚信状况，而且也包括了他的医术水平。“彭宇案”，即2006年末，退休职工徐寿兰在公交车站被撞后骨折住院，经鉴定为八级伤残，扶起她的南京小伙子彭宇究竟是否为肇事者，由于本案没有目击证人，且当地派出所对彭宇的询问笔录不慎丢失，当地法院一审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社会情理”进行判决，经媒体报道后，该案发酵成为“做好事反被诬陷”的代表性案件。但实际上，在当地中院二审前，原告与被告双方已经达成和解，彭宇也明确表示与徐曾经发生过碰撞。例如，有“天津彭宇案”之称的“许云鹤案”、“南通彭宇案”等。以“南通彭宇案”为例，摔倒的老人及其儿子根据路人提供的信息“人被撞了，车跑了”，选择报警寻求法律帮助，而在人证和视频证据的帮助下，双方很快解除了误会。这里其实根本不存在“诬陷救人者”的情况。但是，媒体和公众宁愿相信这是一起因救人而导致的冤案。如果没有公交车上的视频录像作证的话，这将成为另外一起“彭宇案”。而这种造成救人者和被救者矛盾的根源正是公众缺乏公共信任所造成的。参见《是我们误会了，我们不会做骗钱的事》，《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1日。[英]帕特丽夏·怀特：《公民品德与公共教育》，朱红文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6—77页。[法]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人类的18种美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