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信任是一种美德吗

　　摘要：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培养的一种美德？这是信任研究中持续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公共信任能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并受同理心和善意的影响，应当成为个体的行动原则。公共信任也是个体充分意识到信任风险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并能有效激发可信性。公共信任更是超越常识、经验及风俗习惯建立在对人性乐观主义态度基础之上的坚定信念，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具有的一种美德。
　　关键词：公共信任；道德信任；可信性；美德
　
　　在过去的30年间，信任已然成为社会学领域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主题。这容易招致一个误解，即信任只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孔子言“民无信则不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对政府的信任就被看做是政府合法性的伦理基础。英国思想家洛克也强调，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信任关系。可见，伦理学界对信任的关注要远远早于社会学界的深入研究。在伦理学领域，信任研究首先要解答一个重要问题：信任是一种美德吗？在本文中这一问题具体化为：公共信任是否具有道德价值？能否作为现代社会公民应当培养的一种美德？这是本文试图深入探讨的主题。
　　一、公共信任的道德价值要回答开篇的问题，首先要回答公共信任是什么，在另一篇论文中，笔者探讨了公共信任的概念与性质，试图展现公共信任的复杂性。信任是一种与未知领域的行动相连的信念，而公共信任则是私人圈子外的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特有的一种信任。公共信任是一种普遍信任，同时又包括对制度或价值观的信任；公共信任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策略，更具有重要的道德价值。信任（公共信任）有无道德价值？这是信任研究中持久争论的主题。以卢曼、哈丁为代表的学者们坚持认为信任是一种策略，他们否认信任蕴含道德价值。卢曼认为信任是复杂性简化的有效形式①，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哈丁强调信任是一种预测性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基于信任者对自身利益的预期。因此，在这部分学者看来，信任是一个“非道德性的概念”，应该与利他主义区分开来②。另一些学者则在相对的立场上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尤斯拉·纳在《信任的道德基础》一书中提出，信任是一种道德价值，它反映了一种乐观主义世界观。道德信任要求个体如同他人是可信的那样去行动，是不信任的对立物。③简·曼斯布里奇认为，道德信任是一种“利他信任”④，包括同情行为和原则行为。而奥弗则认为，信任的道德价值“不是出于轻率的习惯或因为这‘符合他的秉性’，而是出于一种尊重信任的道德责任感”⑤。这部分学者认为，辜负信任者的假定和信念是不正当的。
　　信任在人类关系中普遍存在⑥，由信任产生的互惠是生物生存和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⑦。公共信任能够协调陌生人交往，加强与一般社会成员的联系，巩固日益分化复杂的社会系统，支持现代民主制度，维系社会良善的价值观。尤其是随着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领域的不断分化，公共交往日益频繁，对公共信任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如果不能培养公民基本的公共信任的话，就会造成“公共信任危机”，甚至会颠覆原有的高水平的私人信任文化。公共信任是有利的，是现代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能够促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就这一点而言，公共信任是有价值的，是值得选择的。但
　　要证明公共信任具有道德价值，还需要证明在某个时间点上，即使公共信任不能为个体带来利益，也是应当选择的。
　　公共信任具有无可否认的道德价值，一个重要理由是，它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之上。相比之下，策略信任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果信任的收益远远高于风险，信任就是好的行动策略；相反，如果缺乏风险保障或者缺乏收益，个体就不会给予信任。换句话说，作为策略的信任，只有在有利于信任者的情况下才能确立起来，而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常识和经验。公共信任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信任者自身的利益，更是为了促进他人或公共的利益，或者为被信任者提供自由行动的空间和成长的机会。一位初登讲台的老师、一名毫无经验的医生、一位仅仅拥有企划书的创业者、一项积极但未成熟的制度等，如果没有最初的信任，是不可能获得成长、成熟的机会的。而且，为了整个社群的利益，公共信任者还需要坚信社会系统中各种社会角色能够履行自身的职责、各种精心设计的社会制度能够良好运行、社会良善价值观能够为人们普遍认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共信任需要信任者独自承担信任的风险，却没有任何收益。尤其在看似不可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郭美美事件”、“中非希望工程事件”使得我国慈善组织和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如果不信任现有慈善组织的运作机制当然可以减少信任者行动的风险，但在慈善事业中可能受益的人群将会直接感受到不信任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即使在缺乏风险保障的情况下，为了那些急需帮助的受赠者的利益，个体也应当信任现有的慈善组织及运行机制。⑧在这里，个体承担了公共信任带来的风险，个体的利益也可能招致损害，但这种信任有利于受赠者，也有利于现有不成熟的慈善组织和制度得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因而是有利于整个社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