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在荒诞中的人文救赎——从《等待戈多》读贝克特的存在主义观(2)

　　当存在主义的这些基本主张逐渐被各路文学家重视并将其放入在创作实践中去的时候，存在主义文学就应运而生了。西方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的主流是以存在主义文学为中心的。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率先垂范，存在主义文学在20世纪中期异军突起。萨特、加缪(A.Camus)等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不仅在哲学上对人的存在、人类的荒诞性处境及人的自由意识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还通过他们的代表作《厌恶》、《墙》、《局外人》、《堕落》等进行了深刻的文学表达。这些作品大都重思想，轻形式，反映的是重大的哲理、政治和道德题材，它们把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有机地统一起来,既使抽象的哲学变得形象可感,又使文学具有哲学意蕴,给予了当时和后来的西方作家和文学流派广泛的影响。其中不仅包括以萨特、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运动,而且包括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直接影响的"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愤怒的青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流派。本文要探讨的《等》剧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影响。

　　二、《等》剧从形式到主题的荒诞

　　《等》剧全剧共分两幕，故事发生在两个黄昏，上场的人物共有五人。第一天，戈戈和狄狄在乡间小道的一棵枯树下焦急地等待戈多无果。第二天，他们依旧原地等待戈多，同样徒劳而终。并且，他们的等待却是莫名其妙的等待--戈多是谁？干什么？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等待中靠梦呓般的对话和无聊的动作消磨时光。等待的结果是戈多始终没来，接连两个晚上等到的都是一个被称为戈多信使的男孩前来传讯："戈多先生要我告诉你们，他今天晚上不来啦，可是明天晚上准来。"（贝克特：53）全剧突出反映了荒诞的反戏剧特征，被称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

　　从传统戏剧范畴的角度讲，佳构剧认为一出好剧应当是一个精心构思、高度叙事性并合乎逻辑的故事；一出好剧应以细腻的动机描写和性格刻画让观众轻而易举地给剧中角色以分界；一出好剧应以入木三分的观察力针砭时弊；一出好剧应有机智、幽默、激烈的对白。而剧情为静态的《等》剧却毫无情节和故事性可言，整个剧情中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等待开始，等待结束。"这两个流浪汉都上了舞台，却似乎没有角色好扮演似的"（马丁·艾斯林54）。如果说戏剧的本质是要通过语言使情感和意义在剧场中得以交流，《等》剧碎片似的对话却大部分是既无意义又无关联的废话，很多对白缺乏张力，完全无法反映人物细腻深刻的内心活动与情感。关于剧中的人物，他们都因身份不明而被符号化，显得性格缺失。以等待开始，等待结束的没有进展的剧情使所有的情节和对话成为一堆缺乏逻辑、难于厘清的事件。整出戏被弱化的剧情像迷一般，被包括在剧名"等待戈多"四个字里。可戈多是谁也并不清晰，还引得批评家给予过很多不同的阐释。可当贝克特本人被美国导演阿兰·施内德问及戈多究竟是谁时，贝克特却回答："我要知道，我早在戏里说了。"（周宁：979）

　　就《等》剧主题方面看，"戈多"究竟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在荒诞派存在主义者看来，"我是谁"这一哲学命题是难以被回答清楚的，也是不可回答的。正如与贝克特齐名的法国荒诞派戏剧大师尤奈斯库在《出发点》一文中指出的："在这样一个现在看起来是幻觉和虚假的世界里，存在的事实使我们惊讶，那里，一切人类的行为都表现为荒谬，一切历史都表明绝对无用，一切语言似乎都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解体了，崩溃了。"（尤奈斯库：168，169）如尤奈斯库所言，虽然人的存在身份难以确定和把握，但是人的荒谬存在状态本身却是容易把握的，因为"等待"就是人类存在的本质特征，人的存在是在主动的或被动的等待中面对着时间概念的。每个个体的人一生中总是在等待或被等待着什么，这一对象可以指某个事件、事物、他人、死亡等等。所以，《等》剧是一出关于"等待"而不是"戈多"的戏，"戈多"在这里只代表人所等待的某一对象而已，"等待"才是整个剧本的主题。从剧本伊始，戈戈和狄狄就在乡间路边的一棵枯树下等待着一位叫"戈多"的来客，到剧末他们仍然在等待，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就正如人的一生，除了死亡之外，也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就是人的存在的荒谬之处。《等》剧恰巧表现了人类存在的无意义之意义，全剧以存在的荒诞性消解了人的行动能力，表现了现代文明中人的失望、苦闷和空虚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