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在荒诞中的人文救赎——从《等待戈多》读贝克特的存在主义观

　　关键词：《等待戈多》；存在主义；反戏剧；人文救赎

　　1953年，爱尔兰戏剧大师塞缪尔·贝克特的一部戏剧在巴黎首演，赞成者和反对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观众和评论家中间引起了极大轰动，这出剧就是《等待戈多》。它在巴黎连演了300多场，以至于一时间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出戏，甚至当人们打招呼时问："你在干嘛？"有些人竟回答："在等待戈多。"然而，令大多数读者感到不解的是《等》剧从根本上违背了戏剧的基本要素,不具备戏剧表演的可行性，但《等》剧不仅被搬上了舞台,而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为什么《等》剧能取得如此的成功?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它应合了西方思想界在战后的1945～1955年间的主流学说，即存在主义学说。

　　一、从哲学思潮到文学呈现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学说的鼻祖是丹麦哲学家肖尔凯郭尔（S.Kierkegaard），后经尼采、雅斯贝尔斯（K.Jaspers）、海德格尔(M.Heidegger)、萨特(J.Sartre)等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一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以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为主要特征。战后的20世纪中叶称得上是存在主义最鼎盛的发展时期，它在欧美各国所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影响到东方诸国。当然，存在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繁荣与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一战的结束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终结的开端，现代史掀开了它的第一页，人类由此进入了历史的非宗教阶段。此时，虽然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支配世界的主动权以及科技文明，精神的无家可归同时也开始困扰人类。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权威遭到了无情的撼动和严酷的挑战，失去了归宿感的人们开始认为自己是人类社会中的"外人"和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他们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新理论来化解离开造物主怀抱之后的异化感觉，这在客观上为存在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历史语境。

　　虽然存在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百多年间的发展分为几个不同阶段，但其基本哲学主张却是确定的，始终没有偏离它一直关注的几大命题。总体而言，存在主义者首先强调存在先于本质--"显象并不掩盖本质，它揭示本质，它就是本质"（萨特，1987：2）。传统的形而上学一般给"本质"赋予了普遍的、抽象的以及形式的特征，从时间的维度提出物质首先存在，然后被智慧发现，从而定性本质。而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到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没有任何本质可言，只有存在着，要想确立自己的本质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即就是说，人不是别的东西，而仅仅是他自己行动的结果。其次，存在主义还主张世界是荒谬无理性的，人生是混乱痛苦的，在这个主观性充斥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充满了冲突、抗争与各式各样丑恶和罪行，然而这一切又都是荒谬的。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他都只是必须在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经历着生的痛苦和死的恐惧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和悲观消极。因此，每个人的一生注定是一场悲剧，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与自己对立的、令自己失望的世界中，难以在世界上找到一个确定的位置。"现实的东西绝不是美的"（萨特，1988：292），人们所谓的绝对自由的人也是无所依靠、烦恼缠身的孤独者。再次，存在主义认为只要人认识到存在的这种荒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使存在获得意义（卡缪：8）。存在主义对人的生存的孤独性、虚无性及不确定性的强调，从不同的方面，如批判现代性、解构主体性、颠覆客观性等，为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来源。在荒诞性的基础上，存在主义提出了"自由选择"这一主张，其理论依据是既然上帝已死，那么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先天模式，没有上帝的指导，也不能凭借别人的判断，人的行动选择就可以由人自身来做主，并且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存在主义哲学因为对个人生存的关照而表现为一种对人文历史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