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现代美学转型(3)

　　现代以来，与梁启超的对陶渊明批评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是作家鲁迅。鲁迅自觉地参与中华民族的维新运动，促进中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之所以从医学转到文艺创作，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因此，在参与中华民族的维新运动中，鲁迅对中国文人既有批判，也有期许。鲁迅反对中国有些文人的瞒和骗，痛恨中国有些文人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鲁迅期许中国文人既不随和，也不回避，而是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因此，鲁迅和梁启超一样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不仅在杂文中多次提到陶渊明，而且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题未定”草（六至九）》中比较集中和全面地把握了陶渊明。
　　1927年11月，在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鲁迅比较了陶渊明与孔融、嵇康、阮籍的异同，指出陶渊明“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与梁启超把握陶渊明不同的是，鲁迅不仅具体指出陶渊明说过当时的政治，而且还从理论上解剖了陶渊明不可能超于尘世。鲁迅认为：“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鲁迅由此推断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与此相反，朱光潜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
　　1935年12月，朱光潜指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1935年12月，在杂文《“题未定”草（六至九）》中，鲁迅从三个方面尖锐地批评了朱光潜对诗人陶渊明的批评。第一，鲁迅指出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把握的不全面。鲁迅认为陶渊明就是诗，除“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第二，鲁迅指出朱光潜对陶渊明诗歌把握的不准确。鲁迅认为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第三，鲁迅进而指出了朱光潜在文艺批评上的误区。鲁迅认为，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而朱光潜“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如果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希腊雕刻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在这个基础上，鲁迅认为文艺批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鲁迅虽然没有深入挖掘朱光潜阉割诗人陶渊明的理论根源和历史根源，但还是相当有力地击中了朱光潜文艺批评的要害。
　　由此可知，梁启超、鲁迅对陶渊明的批评不仅全面准确，而且是对健全的民族精神的追求。可是，梁启超、鲁迅的这种呐喊却在20世纪后期以来却遭到了激烈的否定，几成遥远的绝响。
　　2012年，鲁枢元虽然没有否定梁启超的陶渊明批评，但却苛责了鲁迅这位“痛打落水狗”、“一个也不宽恕”的“猛士”与“斗士”。鲁枢元认为鲁迅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夸大了陶渊明的非静穆的一面即“相对于陶渊明的‘飘逸’与‘静穆’，鲁迅更为推崇的是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的斗士形象。”这是很不符合实际的。首先，鲁枢元没有看到鲁迅和梁启超的陶渊明批评是一脉相承的，仅仅责难鲁迅是说不通的。其次，鲁迅所说的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的，并没有突出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的文学作品，而是强调不能阉割陶渊明这类文学作品。鲁枢元提出：“陶渊明诗文中纵然有‘金刚怒目式’，但陶渊明的伟大以及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究竟是因为其关心政治的斗争意志，还是其散淡放旷、委任运化的自然精神（即所谓静穆与飘逸）？”鲁枢元认为陶渊明因“自然”而伟大。鲁枢元这里所说的“自然”与梁启超所说的“自然”是不同的。梁启超所说的“自然”是指与矫揉造作相对的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而鲁枢元所说的“自然”则是指与“人事”相对的生态方面的自然。鲁枢元指出，陶渊明持守的是圣人人生观，而不是英雄人生观。英雄人生观是一种“内与外”、“物与我”高度分化了的人生观，人已将自己游离于自然之外，凌驾于他人之上，将外部世界看做自己的对立面，是务必征伐的对象，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生观。而圣人人生观不仅摆脱了自我中心，而且摆脱了人类中心，重新与天地合契，与自然和谐。英雄成事也败事，圣人则无为而无不为。鲁枢元批判了英雄人生观的缺陷，强调以圣人人生观救治英雄人生观。在激烈竞争的当代世界，中华民族是继续现代化，还是折回桃花源？梁启超已明确地指出了中华民族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即“盖强权之世，唯能战者才能和。”显然，鲁枢元所倡导的这种“回归自然”的圣人人生观在激烈竞争的当代世界是不合适宜的。1956年6月，朱光潜承认他阉割诗人陶渊明是对历史的反动。2012年6月，鲁枢元重新阉割诗人陶渊明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退化的折射。
　　在中国历史即将出现拐点的时刻即中华民族从追赶阶段转入创造阶段，与中华民族这种从模仿与改造阶段迈上创造和开拓阶段相适应，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界不应“从血泊里寻出闲适”（鲁迅），而应发扬光大梁启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美学最宝贵的传统，重铸民族魂，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