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现代美学转型(2)

　　不过，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论文中，梁启超只提出了文学革命的革命目标，还没有提出其建设目标。在其后的一系列文学批评中，梁启超系统地阐发了文学革命的建设目标。
　　一是梁启超提倡文学的新理想新境界。梁启超有力地抨击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弊病，认为“中国诗家有一个根本的缺点，就是厌世气味太重。”梁启超指出：“我们若不是将这种观念打破，在文学界断不能开拓新国土。”③在《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梁启超提倡文学的新理想新境界。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既包括文学的实质革命，也包括文学的技术革命。在这两个方面，梁启超更为重视文学的实质革命。“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④梁启超间接地批评了“五四”白话运动，指出：“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⑤因此，梁启超深刻地指出：“往后的新诗家，只要把个人叹老嗟卑，和无聊的应酬交际之作一概删汰，专以天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两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为之主干，自然会有一种新境界出现。”⑥梁启超的文学革命所追求的文学新境界是以新理想为主干的。
　　二是梁启超提倡诗歌“发扬蹈厉之气”，表现情感的亢进状态。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中国“发扬蹈厉之气”的诗歌尤缺，甚至认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⑦而过去的词学批评家“推崇蕴藉，对于热烈盘礴这一派，总认为别调”。梁启超对这种厚此薄彼的倾向不以为然，强调对于这两派，“不能偏有抑扬（其实亦不能严格的分别）”⑧。梁启超认为“五胡乱华”以前，中国文学“以温柔敦厚为主”，“五胡乱华”以后，中国文学融进了“伉爽直率”的特性，顿增活气。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高度肯定了唐朝的文学及其价值，认为“唐朝的文学，用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异彩来。盛唐各大家，为什么能在文学史上占很重的位置呢？他们的价值，在能洗却南朝的铅华靡曼，参以伉爽直率，却又不是北朝粗犷一路。”⑨而文学革命，就是根除靡曼，以雄壮活泼沉浑深远的精神培育中国人的尚武精神。
　　三是梁启超强调作家描写健康的女性，而不是病态的女性。作家描写健康的女性不但审美趣味是健康的，而且精神也是健全的；作家描写病态的女性则不但审美趣味是病态的，而且精神也是残缺的。梁启超高度肯定了南朝以前的中国文学对女性美的描写，《诗经》所赞美的是“硕人其欣”，是“颜如舜华”。楚辞所赞美的是“美人既醉朱颜酡，娭光眇视目层波”。汉赋所赞美的是“精耀华烛俯仰如神”，是“翩若惊鸿，矫如游龙”。“凡这类形容词，都是以容态之艳丽和体格之俊健合构而成，从未见以带病的恹弱状态为美的。”坚决反对以“多愁多病”为美人模范，指出以女性病态为美，起于南朝。“唐宋以后的作家，都汲其流，说到美人便离不了病，真是文学界一件耻辱。”这种以女性病态为美的文学是颓废腐败的文学，是不可能铸成雄鸷沉毅的国民的。梁启超在批评这种不健康的审美趣味的同时呼吁“往后文学家描写女性，最要紧先把美人的健康恢复才好”⑩。梁启超大力肯定描写健康女性的文学无疑是对健全精神的追求。
　　四是梁启超强调文学的趣味一要时时变化，二要“往高尚的一路提倡”。这就是梁启超坚决反对萎靡堕落的文艺，高度肯定屈原、陶渊明和杜甫这些作家高尚的品格和文艺。梁启超不但发掘了前人所没有看到的屈原、杜甫的一些崇高方面，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前人所塑造的陶渊明形象。唐以前的诗人，梁启超最崇拜的是陶渊明，认为陶渊明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我们相接触。梁启超指出，古今名士，多半眼巴巴盯着富贵利禄，却扭扭捏捏说不愿意干。丢了官不做，也不算什么稀奇的事，被那些名士自己标榜起来，说如何如何的清高，实在适形其鄙。而陶渊明则诚如苏轼所说的：“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陶渊明这样的人，才是“真人”，陶渊明这样的文艺才是“真文艺”。陶渊明之所以“最能领略自然之美，最能感觉人生的妙味”，是因为“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陶渊明之所以写农村生活说到真际，是因为他实历实感。总而言之，陶渊明的“自然”是他从奋斗得来的。陶渊明的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既反对甘愿做别人的奴隶，也反对甘心做自己的奴隶。梁启超虽然认同陶渊明的文学最大价值是前人所说的冲远高洁，但却认为冲远高洁不过是陶渊明的外表特性。梁启超深入地挖掘了陶渊明的整个人格潜伏的特性。这种潜伏特性为三个方面，第一，陶渊明是一位极热烈极有豪气的人。梁启超分别解剖了陶渊明的少年、中年和晚年的诗作，认为陶渊明少年意气飞扬，不可一世；中年有志难伸，心仍难静；直到晚年，这点气概也并没有衰灭。在极闲适的诗境中，陶渊明常常露出些奇情壮思来，不知不觉把他的“潜在意识”冲动出来了。因此，梁启超认为陶渊明是极热血的人。第二，陶渊明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陶渊明不但对家庭骨肉间的情爱热烈，而且对朋友的情爱既真率，又浓挚。第三，陶渊明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放松自己。陶渊明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在儒学。当时那些谈玄人物，满嘴里清静无为，满腔里声色货利。陶渊明对于这班人，最是痛心疾首，叫他们做“狂驰子”，说他们“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简单说，就是可怜他们整天价说的话丝毫受用不着。而陶渊明则平平实实将儒家的话身体力行。梁启超甚至认为只有先看出陶渊明这些潜伏的特性，才能知道他外表特性的来历。梁启超反对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强调作家赤裸裸地全盘端出他的实感，认为大文学家真文学家与常人的不同在于“他的神经极锐敏，别人不感觉的苦痛，他会感觉；他的情绪极热烈，别人受苦痛搁得住，他却搁不住。”梁启超认为陶渊明和屈原同样都有骨鲠，不过“屈原的骨鲠显在外面，他却藏在里头罢了。”这种“骨鲠”就是屈原、陶渊明这些大文学家真文学家在同黑恶社会包括黑恶社会势力的斗争中始终未尝丝毫让步，而是奋斗到底。梁启超是极为赞赏屈原、陶渊明的这种“骨鲠”的。而梁启超所反对的那些萎靡堕落的中国文艺就是丧失了屈原、陶渊明这种“骨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