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现代美学转型

　　摘要：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梁启超看到了文艺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艺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并在新民中推动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梁启超所提倡的这种文学革命奏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最强音。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界应发扬光大梁启超所开创的这种中国现代美学最宝贵的传统，重铸中华民族魂，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做好精神准备。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现代美学；美育；文艺教育；文学革命；民族魂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中国现代美学的先驱梁启超深刻地看到了文艺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把文艺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并在新民中推动中国文艺的现代转型。这是中国现代美学最宝贵的传统。
　　1902年，在《新民说》这部专著中，梁启超历数不武的中华民族在二千年里所遭受的挫折败北和弥天大辱，沉痛地指出文弱柔懦的中华民族在这个竞争剧烈的世界舞台上难以自立，极力地提倡培养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首先，梁启超严厉地痛斥了“野蛮人尚力，文明人尚智”这种迂腐而偏颇的谬论，认为一个国家“苟无尚武之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这就是说，只尚智而不尚武的民族是不可能自立于竞争剧烈的现代世界舞台的。其次，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中华民族患了文弱柔懦这种疾病并已深入膏肓。“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驰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再次，梁启超郑重地提出，中华民族如果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就不可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现代世界舞台立足。“我以病夫闻于世界，手足瘫痪，已尽失防护之机能，东西诸国，莫不磨刀霍霍，内向而鱼肉我矣。我不速拔文弱之恶根，一雪不武之积耻，20世纪竞争之场”，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立足之地。最后，梁启超提倡从心力、胆力和体力三个方面培养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涌现出了不少英雄人物，既有开疆拓土的英雄，也有保家卫国的英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岳飞、文天祥这样保家卫国的英雄，更需要卫青、霍去病、薛仁贵这样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激励民族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当一个民族在奋力实现现代化时，崇拜和向往那些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是有利于这个民族的发展和腾飞的。在提倡培养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基础上，梁启超特别重视文艺在激发国民的勇气和培养国民的灵魂上的巨大作用，认为东西方诸国尚武，其文艺“无不激扬蹈厉，务激发国民之勇气，以养为国魂。”而中国轻武，其文艺“无一不颓损人之雄心，销磨人之豪气。”梁启超猛烈地批评了那些颓损雄心和销磨豪气的文艺作品，认为“中国之轻视之也如彼，故举国皆不屑措意，学人之议论，词客所讴吟，且皆以好武喜功为讽刺，拓边开衅为大戒。其所谓名篇佳什，类皆描荷戟从军之苦况，咏战争流血之惨态，读之令人垂首丧志，气夺神沮；至其小说、戏剧，则惟描写才子佳人旖旎冶狶之柔情；其管弦音乐，则惟谱演柔荡靡曼亡国哀思之郑声。”①为了革除这些颓损雄心和销磨豪气的陈旧文艺，梁启超积极倡导文学革命。
　　1902年，梁启超在把握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提倡小说革命，强烈要求革除那些颓损雄心和销磨豪气的陈旧小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论文中，梁启超看到了小说支配人的力量，提倡小说革命。首先，梁启超深入而系统地把握了小说支配人的力量并把这种力量分为熏、浸、刺和提。在这个基础上，梁启超尖锐地指出了小说可爱与可畏的正反两面，认为小说“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其次，梁启超从五个方面抨击了一些旧小说的毒害，认为：“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羶，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梁启超这种对陈旧小说毒害的抨击虽然夸大了小说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开脱了封建统治的罪行，但对小说革命的推动却是很有利的。最后，梁启超在批判陈旧小说的毒害的基础上提倡小说革命，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②梁启超所提倡的这种小说革命虽然存在过于强调小说在新民中的作用的缺陷，但却有利于改变过去小说为文人所不齿的社会地位。与此同时，梁启超在《诗话》中还提倡诗歌革命。梁启超所提倡的这种文学革命无疑奏响了中国现代美学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