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人的精神世界(2)

　　人的空间体验包括对外在距离的体验和对内在距离的体验：前者侧重于体验实际的距离；后者主要是一种心理距离、内在经验。实际上，二者是相互渗透的。作为存在者，个人具有历史性，是其肉身在特定时间、空间中的存在，其身体、物质的存在总是短暂的，能够克服这种局限并一定程度地延伸其存在的恰恰就是心灵所渴望的永恒。因此，人的身体与心灵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差别及其要求的冲突。在传统社会中，某些习俗、宗教可以缓解或一定程度地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现代人只得依靠自己了。现代人的内在经验、心灵、内部存在同样是其外在经验、身体、外部存在的延伸，它们也由此建立起了一种相互联系、依赖但又冲突的关系。而且，还应该关注现代人对延伸的内在精神的体验。作为一种过渡的状态，延伸同时适合于内部、外部，例如，情绪既可以是身体的某种反应，又可以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性的经验。这样，对其联系的探寻可以被转化为——身心问题、空间问题或延伸的问题。许多传统都区分了身体、心灵，并致力于反抗身体对心灵的限制、禁锢。但是，到了现代，却出现了福柯所说的“心灵囚禁了身体”的现象，这种现象说明了现代人在感知内外关系时所发生的变化。如果从内、外的位置考量，“身体囚禁了心灵”所表述的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是，身体是外、心灵是内。反之，它们的关系则发生了逆转，身体变成了内、心灵变化为外。福柯所说的这种变化意味着，一方面，传统对内与外、内在与外在的区分只有相对意义，它在现代仍然可能发生变化，并使身体与心灵的关系更为密切，变得很难或无法区分；另一方面，现代人过分地追逐物质的善，他们注重身体的享乐，从身体的消费及感官满足中寻找价值，不遗余力地追求金钱、物质、名利等世俗的幸福，从而放逐了精神的善，缺乏追求神圣、高尚、超越、形而上的热情与行动。20世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在形而上学和宗教的传统中，人类的苦难是由外部和内部的恶引起的。但如果除了苦难本身内部没有恶，苦难就要么是由疾病引起的，要么是由外部的权力引起的。”②在赫勒看来，弗洛伊德引发了一次革命，借助于“心灵的肉身化”，把“内部的恶”转化为“外部的病”，尼采视之为“上帝死了”引发的精神症候。之后，内部与外部的平衡不复存在。现代人只有两种选择：“被打破的平衡要么通过内部空间（有恶在内）的重新精神化来加以恢复，要么通过身体、事物（只有疾病，没有恶）、外部的理性化来加以恢复。”③虽然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后悔”地对待内部（受到技术想像的抵制），“全部理性化”地对待外部（受到历史想像的抵制）——恢复身心的平衡，但是，由于技术想像、历史想像的介入，仍然无法实现二者的平衡。
　　二、归属感
　　现代大都市和都市化是影响人精神世界的重要因素，对现代人的情感体验的影响极大，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人的流动性很大，他们四处流浪、迁徙，彼此成了陌生人，甚至离开了熟悉的地方之后，还能够继续自由地活动，并因此缺乏家、家园的归属感。第二，现代人的身份变化性强。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人的身份变得极为复杂：自我的非中心化导致了多重身份，个体边缘化导致了集体身份与个人身份的博弈。这些变化导致了个体身份的暧昧、不确定、偶然性、碎片化。第三，文化多元主义的出现。世界具有多个中心，但又没有支配性的中心，文化多元主义就应运而生，它扩大了现代人的视野、选择机会，但也加剧了他们身份的变化、不确定性，并削弱了其归属感。
　　传统社会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其文明也是农业文明。人与乡村、农村、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它们不但是人类存在、生活的环境，而且也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认同感、心理依赖和归宿感。传统社会中存在着家的中心，人们从心理上、情感上都依赖它，与它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也成为联系共同体的纽带。这种需求是隐性的、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平时也很少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并引发关注。只有在遭遇了其他传统、族群或“事件”的威胁时，人们对“家”的需求和依赖才成为问题，变得突出。在现代社会中，大城市、大都市纷纷涌现，在城市化、都市化进程的影响下，现代人被迫离开原来活动的地方，迁徙到陌生的环境中生存，现代生活方式导致人们逐渐远离传统、乡村、大地。现代文化、文明也随之改变，城市文化、城市文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极大地削弱了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力量。在这个虚拟与真实相互交织的世界中，现代人失去与传统的联系，缺乏根基、传统和历史想象，也丧失了对家的依赖和归宿感。海德格尔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家园”、“大地”之于现代人的价值与意义：“‘家园’意指这样一个空间，它赋予人一个处所，人唯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运的本己要素中存在。这一空间乃由完好无损的大地所赠予。大地为民众设置了他们的历史空间。大地朗照着‘家园’。如此这般朗照着的大地，乃是第一个‘家园’天使。”④相应地，现代人也要为痛失“家园”、“大地”付出巨大的代价。随着历史想象作用的削弱，现代人只能主要依靠技术想象、贫乏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生活了。结果是，现代人不管身处何处，都会普遍地患上思乡病。从最基本的方面看，“思乡病意味着一个人渴望回家。但它也可以意味着一个人在家待出了病。”⑤它主要表现为：第一，现代人渴望温暖、家、回归、认同，但也反对束缚，渴望自由，希望逃离家的限制，因此，对家的体验和情感也是悖论性的、矛盾性的。第二，家代表着中心、权威和归属，现代人对中心的体验也像对家的体验一样具有悖论性，既受到它的吸引，又一定程度地排斥它，这样，他们就在自由与束缚、独立与归属、个人与集体之间徘徊，先追求一方，舍弃一方，然后再相反地行动，从而呈现出一种摆钟式的运动，而不会仅仅向单一的某个方向运动，这种现象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和文化中。第三，现代人对超越性的体验充满了矛盾。随着以“上帝”为代表的超验价值的失效，现代人从彼岸的束缚中获得了解放，开始体验、享受世俗的快乐，打破这些禁区，为现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自由的体验，这些体验足以使他们快乐、兴奋、欢欣鼓舞，但随之而来的是空虚、焦虑和失落，他们又渴望回归绝对、权威、确定性和超验的信仰，并且经常摆动于二者之间。
　　从情感上讲，思乡病是一种忧郁的情感，它指向这样的体验：“或者意味着她住在远离家的地方，或者意味着在遥远的、不熟悉、未经探索的地方存在着幸福和快乐的希望。”⑥也就是说，当现代人的生活失去了中心、重要的东西时，就可能感到与幸福越来越远，并可能感到空虚、绝望。处于这样氛围，无论如何，现代人都很难感受到快乐，即使偶尔体验到幸福、快乐，忧郁与沮丧也仍然如潜伏的幽灵时隐时现，使其希望化为乌有，他们最终也难以逾越与幸福的距离，结果，思乡之情变成了一种忧伤、压抑、挫折的体验。当然，思乡病也与现代人的境遇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现代人很容易意识到其出生、生活的偶然性，以及生命的短暂，同时，以速度著称的现代世界也充满了流动、变化。这样的现实境遇导致了人们之间的疏离、隔阂、陌生，大家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其流动者或者匆匆过客的角色。其实，导致思乡病的主要原因是，现代人不能真正地拥有其了解的世界：“就思乡而言，生命因为距离而短暂；生命太过短暂，一个人不能把他所知道的世界变成他所拥有的世界。只要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外地人，一个陌生人，只要我不能理解与我最亲近的人，我就没有家可以依靠。”⑦也就是说，现代人渴望拥有一个其了解的、感到亲近的、能够提供依赖与归属感的世界，但是，瞬息万变的世界、流动、变化打破了现代人的希望。虽然现代人成了世界的陌生者，但却更加渴望了解、把握这个世界，这样，短暂感、绝望就会主导他们的精神世界，并成为其情感的主调。他们不但根本无法拥有这样的世界，而且，也无法真正地把握一个人，甚至连自己最为亲近、熟悉的人和家也是如此，即使知己、亲人、家也无法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依赖和归宿，它们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这样，忧郁的情感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既然这个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世界、家也不是从前的家，现代人就再也不可能回归到从前，也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拥有一个世界、一个家，更不能体验到确定性、稳定感和皈依感，他们被迫与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感到离社会、集体、他人越来越远，并遭受情感的折磨。究其根源，“思乡病是由这样一种意识所引发的一种忧郁的情感：生命太过短暂，以至于人无法熟悉它，就连理解一个人都不行。”⑧可以说，思乡病已经成为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人们已经别无选择。而且，更严重的是，思乡病已经根植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典型的情感，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情感经验超越了单纯的“思乡”的范畴，广泛地存在于现代人的体验之中，并成为其基本的情感模式：“同生活中心点（在地点上）的这种情感关系，既有吸引力也有排斥力，是不断出现的现代生活的悖论性生活之一，就像对自由的恐惧和对不自由的恐惧，独立的欲望和归属的欲望，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而且，不存在单独朝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相反，存在着一种钟摆运动。当然，不是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因为在这里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心理或道德性格——而是在各种文化中，在这些文化中，两个极端有节奏的重现是经常的事。”⑨为此，必须寻找拯救之路。海德格尔寄希望于始源，开出了返乡的方案：“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惟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极乐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⑩与此方案不同，赫勒立足于当下、现实，希望通过人格的重建来克服现代人精神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