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贬谪对刘禹锡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 要： 刘禹锡携“盛唐音”于中唐韩孟、元白之外独树一帜。仕途虽屡遭贬谪，却依旧激昂慷慨，尽展傲岸风标，被誉为“诗豪”、“国手”。其作品于豪健奇雄中婉转多变，极尽柔情，异彩纷呈。
　　关键词： 刘禹锡 贬谪 文学创作 影响
　　刘禹锡虽身处中唐，历“安史之乱”之余波，又因“永贞之变”惨遭流放，可谓“命途多舛”，但依旧不减用事之心，于中唐诗坛遗世独立。明代杨慎《升庵外集》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1]刘禹锡无论诗歌、散文还是论说文都表现出极深的造诣，虽文风由于年龄和阅历的不同略有变化，亦不乏彷徨、失志之叹，但横贯一生的是傲岸不去的独立品格和敏感而殷切的柔情及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盛唐的辉煌早已成为陈迹，经历“安史之乱”后的中唐可谓百废待兴，“中兴之志”无疑当仁不让地担起了重整乾坤的重任。在文化领域，韩愈领导了“古文运动”，白居易领导了“新乐府运动”，政治领域则进行了“永贞之变”。
　　然而中唐党争严峻，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加之外族入侵，可谓内忧外患深矣。面对如此的现实困境，改革迫在眉睫，于是以王叔文为首的官员便发起了“永贞革新”，不料未几风云突变，宦海浮沉，致祸身，结果“二王、八司马”杀的杀，流放的流放，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就这样草草收场，大唐江山因此每况愈下。最可怜的便是包括刘禹锡在内的这批改革之士，见放穷荒，郁郁终生。身处这样的时代，加之傲岸不屈的人格，刘禹锡参与救亡图存的变革是一种必然，而流放中表现出不同于他人颓唐消极而是昂扬的斗志，怡然的情趣，则是刘禹锡所受的素质教育的最好诠释，而这种素质教育并非局限于家庭、书籍，更得益于阅历、生活。
　　一、行藏在我，用舍随他
　　古往今来，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始终无法忘却的便是一颗用事之心，刘禹锡当然也不能免俗。然而一腔热血并不见怜于浩荡皇恩，更多的人会穷困潦倒一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贬谪对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却是一种涅槃。
　　吴乔《围炉诗话》云：“梦得佳诗，多在郎、连、夔、和。”[2]永贞之变后，刘禹锡虽身处蛮荒，却达观自适，“山秀而高，卉物柔泽，水孕金碧，信荒服之善部，而火裔之凉墟也！”与丘壑间，自得其乐，这种醉翁之趣，得之者几人乎？足见刘禹锡百折不挠之精神，穷且欲坚之意志。
　　然而，“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3]的“永贞革新”却惨遭失败，带来的是接二连三的打击，更有甚者“制有逢恩不原之令”（旧唐书·刘禹锡传），“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在这种绝望的境地中，刘禹锡依旧没有丝毫退却，并高唱“人生不失意，焉能爆己知”，“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并在朗、连、夔、和及其后宦海沉浮中，书写了一首首壮丽的诗篇，展现了一个自由而超越的灵魂。
　　二、咏怀中的爱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