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还是批评学(2)

　　吴冠中是一位有着民族文化发展责任感并极具艺术见解的画家，面对这样一个内容含量相对庞杂的艺术个体，必然会使我们依据不同的学术目的来确立研究性质，即在选择对吴冠中艺术思想和绘画创作进行全面而综合的研究时，首先要明确在我们的研究旨向中，哪些属于与现实艺术格局和未来艺术走向联系紧密的批评学范畴？哪些又是属于依托一个既定的艺术思想和价值体系而可以作结的史学研究范畴？学术研究有无价值本于研究框架的设定，这是对于任何一位从事吴冠中艺术思想和绘画创作的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选择和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研究中很好地解决史学与批评学各自所属的范围，势必会影响我们对其众多艺术思想和观点研究意义的归属与分类。正是由于很多研究中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区别。致使目前对吴冠中艺术思想产生渊源及创作探索价值体系，缺乏全面认识。这种研究现状，一方面影响了我们对其艺术思想产生真实语境的清晰认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对吴冠中本人艺术思想的画学史价值有恰切的定位。当然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让我们真正泾渭分明地区分两种论述和研究模式，也是一个两难之境：如果将吴冠中艺术思想和绘画创作研究过于偏向批评学范畴，研究旨归势必倾向于对当下绘画创作的导向作用，也会使其艺术思想和创作探索变得更为开放。如此一来，所有目前的研究结论总归要期待于将来所给定的检验标准，即艺术批评所追求的现实意义、派系价值和风格定位，始终要依赖其思想和作品在将来被接受或拒绝、被典范化或仅属个体的整段历史事实为判断标准。目前对吴冠中艺术批评价值的有无，总归要受到一个较为完整的艺术史发展过程和客观评价体系来制约。如果定位在史学研究范畴，似乎我们和吴冠中之间缺少必要的时空距离。史学研究的客观化追求，势必为当下在艺术观念上各持己见的褒贬所干扰，对目前吴冠中艺术研究成果的检验标准，也需要有充足时间间隔或史学识见能力来保障。同时，决定仍处于探索阶段的风格元素价值，也无法在史学研究范畴中完全给定，毕竟任何一种特殊而独立艺术样式的形成，并不需要有足够的以往既有风格作为参照标准和模仿程序。
　　在现实研究中，艺术史正是积累了以往无数个艺术理论和批评成果才得以建立起来，所以如果能够借助仍具现实意义的吴冠中艺术思想研究及创作分析，在艺术史学研究与艺术批评之间达成某些互补和沟通，无疑也会使目前研究在理论层面与现实画风批评导向之间，构成一种有益的上下文联系。这种愿望不仅仅是学术研究所必然隐含的致用意图所需求的，也是吴冠中曾表达过的对当代艺术理论家应充当有益角色的一种祈盼。任何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独立意义和文化功能，是将其放置在一个过去与现在的艺术经验的情景中加以讨论后，才可能具备真实的艺术史价值。通贯地反思绘画史，特定时代的部分（并非所有）批评理论和学术价值，在将来某个历史阶段一定会完成最终的史学定位。具有时效旨向的批评文字，也会转化为时代性画学文献。原初根据某种现实艺术格局而创立的风格，在艺术史的关怀下也会转化为一种典范样式。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艺术风格与其所属的整个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这直接关系到吴冠中这样一位肩负着两个时代的艺术使命，艺术经历丰富、思想内涵深邃、创作风格独特，并时时困扰于艺术内部与外部双重矛盾之中的画家不同层面的艺术理论和风格的总结与提炼。艺术史研究无论着眼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现象，根本旨归都是倾向表明其所属社会文化和艺术状态变革的事实，因此研究中的叙述模式就必然和当时某些最有时代影响力的艺术理论、艺术个体、批评意趣，乃至整体社会文化结合起来。这或许不仅仅反映出研究者在学术身份上的跨界，更反映出画家本人跟所属时代沟通与交流的亲疏状态。就当下对吴冠中的艺术批评，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即他本人丰厚的艺术思想阐述，同样具有针砭时弊的批评学成分，即便吴冠中基于异质文化体系的“两化说”“风筝不断线”等理论，也会在未来阶段基于对其探索价值的全面认识，从个体创作思想向时代性艺术批评转化，并最终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画学理论的重要代表。
　　三
　　目前，针对吴冠中艺术思想和创作探索的批评标准，在传统审美意蕴与现代美学追求之间——因画法、画风变革价值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一种摇摆不定的选择状态，很多批评家更多地只是本着自我批评意趣和外在的美学观念，去表达一份对吴冠中艺术创作与思考的个人见解，而忽视了任何一种有着自我规约的创作取向，必然要从其内部寻求批评结构的原则。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对于“中西绘画融合”创作既有成果和未来趋向恰切的评价标准，仍然处于历史选择的进程中。所以，基于对现有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的综合考量，笔者认为对于吴冠中艺术的总体研究，还有以下方面需要进一步推进：
　　针对中西绘画融合创作和探索，一直以来都缺乏具有普遍认同意义上的审美标准，中国传统画学和西方现代艺术趣味，都不能作为这种探索的独立评价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吴冠中艺术研究的基础性框架。作为第二代立足中西绘画融合探索的画家们，如朱德群、赵无极、赵春翔和吴冠中等人，对他们的风格探索的价值定位，目前还是游移在传统与现代的困惑与选择中，这种情形鲜明地反映出适应性批评标准的缺乏。对他们探索价值的批评意向，直接关系到传统绘画水墨语言所蕴含的意境与西方现代艺术新潮手法与精神特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造成在批评标准选择问题上，相对于第一代画人单纯解决绘画语言学习、技术加题材或以突出意境为主的媒材探索的标准选择要困难得多。20世纪经过两次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顺应社会变革中赋予了绘画艺术更多的致用目的，导致对中西绘画融合评价标准的选择，已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画学问题，更是一个蕴意复杂的文化学现象。有些研究者以传统笔墨的淡泊和超逸等特征的有无，去否定融合作品中“画法”变革的现代艺术成分，这或许仍然局限于传统画学观念支持下的批评意趣，深层次反映出批评者对中西绘画融合探索必须要表现“中国古代意蕴”的主观诉求。这样的批评态度，深刻地反映出批评者对自身趣味和传统画学立场的坚持，而非针对事实已然的新文化结构下创变风格的真正领会与关注。作为一个新文化艺术语境中的批评家，如果不能以主动姿态去超越因传统绘画总结出来的审美经验和理论范畴的话，那么其批评意图就不具有实际而有效的针对性。而那些过于强调作品对现代艺术因素的运用，将之作为融合创作“基本逻辑”的批评者，也无法漠视这种探索存在对传统绘画元素的借鉴与移植。这其中多少都隐含着批评者对中西艺术两套体系相关元素的共同重视，最终他们会将画风变革的“基本逻辑”起点放置于何处？也是一个能够游移不定的选择。这就令我们产生以下疑问：艺术批评的目的是什么？批评理论因致用目的不同可以多元化，但因其相对艺术风格产生的滞后性，我们就应该尽量考虑以主动适应创作界的姿态出现，即批评理论应该以对风格探索的针对性或有效性为选择前提。以上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源自批评者学术身份与自持立场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因当代画人创作权利与阐释能力的分离，导致源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批评理论都积极地向画界渗透，在扩充传统画学狭小文化属性外延的同时，也造成很多并非取自绘画实践的批评理论，对创作者的现实指导价值很难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