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的瞬间：读梁秉钧《普罗旺斯的汉诗》(4)

　　八月里他找到一所美丽但有点歪斜的老房子
　　九月里他开始去填补二楼地板上的大洞
　　十月里他更换所有的水管
　　十一月他弄好一个悬空的卧室
　　十二月天气开始转冷
　　要是没有御寒的衣服
　　怎过得完这一年？
　　……
　　除了因时空转换而产生了不同的感觉外，这一首《七月》也是围绕着一年四季农忙生活的细节变化而开展的。《诗经》的《七月》里有嗟叹农民百姓要为官府服役献物的段落，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民谣可以让统治者了解民情。梁秉钧的《硕鼠》与《采绿》显然也要继承这种政治作用的传统。但他的《七月》却比较特殊，骤眼看去无关政治，只是平实地写高罗岱怎样在沙可慈村子过新生活。这种时空纪事的手法，在现代诗里很少使用，却是民谣的普遍形式。然而旧形式放在现代环境下，却启迪了不同的思考。《诗经》《七月》是农务（包括修整农具、下田、采桑养蚕、纺织、染帛、收割、打猎、造酒、修屋、凿冰、杀羊祭祀等）随季节的生活循环，而《普罗旺斯的汉诗》里的《七月》虽然也有配合季节的劳动，但更多时行动与季节并无密切关系，这或许是现代人的生活基本上已经与自然变化脱轨了，在农村生活也不能幸免。诗人依然按月份排序写高罗岱的劳动生活，已经再不是古人那种顺应天地四时的自然观念了，而是对劳动实践的赞颂，对日常生活记录的迷恋。
　　对劳动实践的赞歌，在梁秉钧的作品中不难理解。诗人并不把文艺创作，纯然视为一种个人天才的天马行空想象，或闭门造车的抽象理念游戏，而是一种可见可感的具体劳动，如做饭烧菜，如种植修理。“一半想逍遥飘逸乘风而去/另一半把自己扯回地面”（《罗马机场的诗人》，第62页）。因为是劳动，文艺创作理所当然就是一种社会实践，是对世界的一种自然反映，它与群众生活是流动互换，而不是对立的。可是，对日常生活记录的迷恋又怎样理解呢？按月份排序式的日常生活记录，有什么值得迷恋呢？从编年史式的叙事手法中，我们明白按年排列历史的方法，只像流水作业，令每一件历史事件都不过如此，无一件事比另一件事突出、显得更重要，历史变为循环规律，再没有什么关键改变时刻。同样地，按月的日常生活记录，似乎产生不了重大意义，没有了具有戏剧性、扭转性的事件，甚至令日常生活变得没有（特别）意义。诗人却对这种“没意义”的纪实钟情，缘于这些“非事件”载有未可预知的偶然性——正因为没有关键代表性，它们不会依照某种必然发展轨迹运行。于是，它们的“自由度”就变得更大了。虽然“十月的蟋蟀/[必然]叫到了床底下”，但谁又会预期“二月里高罗岱从摩洛哥带回来/挂毡和彩灯”呢？
　　诗人与诗无疑有确切的人文关怀，但认知层次上不等于这些诗就可以被驯化、抽象化为一种知识理念，因为它是动态而又独特的。以自由的欣赏与寻求为聚合点，能不能就让我们瞄到一眼整体性呢？然而，我们对所谓整体的蒙昧理解，或许一开始，就令这个企图接近它的旅程，变得不可能。不过，愈是不可能，却愈诱发我们追寻它的野心，尽管它的体现只在一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