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的瞬间：读梁秉钧《普罗旺斯的汉诗》

　　怎样讨论诗（与诗人）才可以呈现更大的意义呢？这样问，似乎太抽象又空泛了，具体一点，或许该问怎样突显诗的重要性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我认同文艺的自主空间，但不认同文学美感的自存自足已是一切意义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文艺的真正本质。纯美感经验，或为艺术而艺术，都不过是把文艺划地而囚；而所谓诗的无用之用，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为对抗主流社会的功用性价值观的一个说法。我在想，如何呈现诗除了是关于美感的，也是关于认知的（虽然诗的暧昧性会模糊了它的认知视角），以及诗人与诗对人文与广大世界的关怀。这样做是否才较全面、较接近诗的整体和诗歌这种文学体裁本来应有的“题中之义”？
　　怎样才叫“全面”“整体”？这可能只存在于思想概念之中。作为渺小的人类，或许根本从来未曾掌握任何事物的整体性。或许，整体性不是人可以把握的，但我们却又禁不住去谈论它、靠近它，企图理解明白它。不幸地，当我们知道比一鳞半爪多一点的时候，便误以为自己已获得了全部。要全面地讨论一个诗人，绝不是件容易的差事。怎样扣连现代与古典的文学文化系统在当下的诗作上，如何观察诗人与其他的文学文化系统交感流汇，怎么考虑诗人与同代人和其他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形式的影响互动，以及透过研读一个诗人来思考普遍与特例的辩证，以至世界变易趋势等等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被处理。不过，假如冒一点险，索性把注意力只放在诗人的一部诗集上，也许未必不能惊鸿一瞥地看到一些“整体性”（让我暂时称之为“整体性的瞬间”）——当然还要容许我对“整体性”有另外的解释（即，它不是一致连贯的统一体），并容许我们相信“一粒粟中藏世界”（或者是“浓汤里面有整个世界”，参见《马赛的鱼汤》，《普罗旺斯的汉诗》，第29页）有真实的意义。
　　梁秉钧（也斯）2012年的诗集《普罗旺斯的汉诗》，主要收入他在处于法国阿尔卑斯山上沙可慈修道院时所写及再访后的作品，另外还辑录了东西面谱、游诗系列及回应《诗经》之篇。诗集名称所指的地点普罗旺斯（Provence），是法国南部一个物产丰饶的地区。普罗旺斯通向地中海，与意大利接壤，风景优美，一直是旅游胜地。梁秉钧2006年被邀请到普罗旺斯山中的一个名为沙可慈的修道院（MonasteredeSaorge）里，进行为期数月的写作计划。他这样形容那处的环境与写作读书的条件，感觉上有点像世外桃源：
　　沙可慈是个傍山小镇，人口不多，也有不少是六、七0年代从巴黎退来此地避居的喜僻士，务农为业，养儿育女。也有其他地方退休的人。有酿造蜜糖、开面包店、冰淇淋和卖明信片的。有两三餐厅，夏天游客路过短留，冬天则山岭冰封，对外隔绝。修院原是十七世纪圣方济各会修院，原来藤架上缠满葡萄，修士也酿酒种菜，自耕自食。今天老修士也相继去世，法国文化部接管，成为文学艺术交流的好地方。再没有种葡萄酿酒了，但山坡上宽敞的园子，种满各种瓜果香草。园丁把成熟的西红茄和小青瓜放进厨房随人食用。留驻的作家做饭，也会兴之所至到园子里摘些香草炒蛋。修院负责人尚杰克更是厨艺高手，偶然有节庆或音乐会，他露一手煮道大菜，大家喝酒聊天，实至而归……修院确是静修写作的好地方，我住的是过去修士住的小房间，四壁可见剥落的旧目壁画，门是木门，浴室和洗手间在走廊尽头。再外面的阳台是晒晾衣服的地方，只有一头孔雀在孤独地来回踱步。楼下是宽敞的厨房，外面有宽敞回廊阳台，是吃早餐、静读和沉思的好地方。眺望外面，四面环山，一边回望可见村子里傍山红瓦房舍，另一边可以远眺意大利境内的丛丛群山。在夏天傍晚，饭后乘凉，还可见到萤火虫点点萤光。那个夏天的生活令我安静下来，好好读书写作，也有下山到法国南部旅行，写了不少东西。（参见诗集《后记》，第141-142页）
　　香港好像不太有这种令人欣羡的写作环境与氛围，但写作计划对香港这个社会来说，倒也不是新鲜或陌生事情了。本地已有不少大学，经常邀请外地作家来港，逗留一个学期以至一学年，为学校授课、讲学、交流。香港一些中学也设有驻校作家计划，邀请本地作家为学生开办写作课程。实际点说，香港的写作计划是以金钱资助作家生计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类似短期合约，规定被邀的作家为赞助单位教学、授课，或出席它们举办的文学活动。计划完结，被邀作家完成了赞助单位要求的工作后，便可以离开。本地的赞助单位通常没有要求作家必须写出若干作品才算是完成了那个写作计划。如果不计算艺术发展局提供的出版资助，香港其实比较少有那种纯粹支持作家完成若干作品的写作计划。我不肯定这是否因为香港社会较功利，只追求实时效应，仅要求受邀作家做立刻见效的事情（譬如讲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出席活动帮助主办单位建立声誉，等等）。至于写出作品与否，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宜，不太合乎短线投资的目标了。公平一点说，外地社会也有这种短线的文学活动，我也听过外地作家埋怨他们本国的文学文化机构如何短视与功利。暂且撇开香港社会本身如何不利写作的牢骚老话，诗人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更具普遍意涵的制度问题。
　　中国香港、内地，以至东亚，目前实行的强烈竞争性的现代化制度，对非功能性的诗歌创作有什么影响，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但肯定对这些社会的日常生活带来了重大改变。改变带来的冲击是，人在其中，不一定对未来清晰向往，反而可能愈是迷惘疑惑，愈发欠缺安全感。亚洲的现代化制度发展，尽管不时以民族自尊的理由，强调要走自己独有的路，历史上却很难说不是（被逼或自发地）学习与模仿西方的；然而在这种残酷的现代化制度发展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不能真正成为对方，同时也找不到自己——如果不是所谓“丧失了自己”的话。
　　在《后记》中，梁秉钧好像把沙可慈修道院描写成人间乐土，是培育写作的理想地（传统信念常常把文艺创作与神迹智慧联系起来），但他也清楚知道，那不是他会恒常逗留的地方（白云美丽也不能住在里面），亦不确定那是他要最终追寻的境地（或许是太超然、太过不像俗世凡间罢了）。即使不时埋怨自己身处的社会与制度怎样窒碍思想与写作，但香港诗人梁秉钧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下孕育开展的。为什么似已身在超凡乐土，心底里却仍然满是疑问？沙可慈的生活模式，显然只属退休人士、避世者等少数的，并不是任何社会的主流。艺术本来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体制进行反思，甚至构思构筑更美好的世界，只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把文艺边缘化了，令不少人忘记了艺术的这个使命。对关心整体社群与人如何生活的诗人而言，沙可慈提供的其实是问题，而不是最后的答案。《普罗旺斯的汉诗》诗集开首的第一个作品，就已轮番提出种种迟疑与问句：
　　修道院，为什么有九个日晷仪？
　　为什么村里的教堂供奉贞德？
　　原谅初访者愚笨的问题，我们失去了方向
　　懂鸟语的人，你要给我们解释鸟儿的话吗
　　是天上的话语还是人间的聒噪？
　　沿每条小路弯弯曲曲的走，往下走到尽头
　　从阴暗的角落折回来，在没有路的
　　隙缝里，瞥见阳光照着一幅新地
　　是幻象吗？沿着卵石的新路摸索前行
　　结果又回到原来老屋的路口
　　寻得了又得放弃，放弃了又再开始
　　村子里这么多纵横交错的路
　　结果都是通往山上的修道院吗？
　　——（《村子》，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