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浮”生怪事(3)

　　六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香港最能鼓荡青年人情志的是那时引介的“存在主义”，……苏守忠（一九六六年抗议天星小轮加价）在当时青年人心目中，近乎“荒谬英雄”多于“群众领袖”。次年新蒲岗人造花厂工潮，则是正统的左派工会组织下的抗争运动。至于“反英抗暴”，则是内地文革所引发的极端化的暴乱行为了。这三件看似连接而起的社会抗争，性质其实并不相同。对当时文艺青年的实际影响也各有不同的方面。苏守忠以其“浪漫”“存在”的情调，带起青年人从个体感受进而介入社会的热情；新蒲岗事件带动青年重新认取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实际抗争的策略，促使一些文艺青年投身工人运动；
　　“反英抗暴”的过火行为，……惊涛过后，内地的乌托邦式的革命想象，结合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热潮，在香港文艺青年中又引起一份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所谓“火红的年代”中，青年与大专生的主潮是不同程度的左倾，不安于香港的现状，却未必认同于内地的政策。文艺思想方面，流行的是西方马克主义，包括马库塞与卢卡契，以及法国“五月风暴”后的新思潮。
　　大专学生吴仲贤、莫昭如等创办的《70年代》，正属于黄继持描述的“主潮”。该刊第一期在1970年1月出版，约1973年停刊，以“独立的青年刊物”为定位。㈤’所谓“独立”，是指由吴、莫二人和一群青年组成的编委会自行筹措经费，决定刊物方向，大部分文章也由青年撰写或翻译，以表达青年的意见和主张。《70年代》的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但给人最深印象的是政治和社会评论。本刊明确表达了反殖民统治、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但又有别于内地的政治取向，展示了新一代香港青年独立自主、敢于改变现状的精神，积极介入各种抗争。其荦荦大者是淮远提到过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简称“中文运动”1、“保卫钓鱼台运动”。公开讨论政治在当时还是一种禁忌，遑论参加示威游行，试图改变社会，这些人往往被视为“激进派”或不良青年。不过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该刊再三申明的自由开放态度，例如第二十六期“革新号”编委会《给耕莘君的公开覆信》末段特别提出：
　　最后，我们得强调：无论本刊编辑有没有无政府主义者，本刊也绝不会关闭门户，紧守一家之说，本刊以后希望扮演的，……更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刺激更多人发表自己深思的意见，向一切恶势力挑战，并不惜以行动见证！
　　1970年正在念中五的淮远被吴仲贤邀请加入《70年代》编委会，如此“居然有幸经历了中文运动、保钓运动这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不复见的成长催化剂”。然而淮远一再声明他其实没有什么政治理念，甚至也不算真正激进，“充其量是个参加示威时躲在别人背后的保守派愤怒青年罢了”。以今视昔往往是当下掩盖了原来，即使凭借时空距离得到更明智的理解，却也难免遗落了曾经真实的情怀。《小弟小记》流露“堕落”成为中产阶级的愧疚，大抵由于悼念几位近年陆续过世的“那个时代”的朋友。狭义的政治，淮远可能因为年纪太小不能理解，但社会上压抑的气氛，应该深有感受。每一代青年都经历过的反叛心态，遇到相应的社会时机而突然膨胀，文学青年通过阅读和创作追求个人自主，与社运青年在反殖抗争里努力独立发声，两者原无异致，一拍即合。
　　淮远在《70年代》第十期加入编委会。㈣，后来接受杜家祁、廖伟棠访问时，淮远说他负责编“文艺版”，但该刊在版面上没有印出这一名目。可以视为文艺内容的主要包括新诗、散文、小说、剧本的创作，其中又以新诗为主，刊出较多的作者有钟玲玲、丘刚健、蔡炎培、癌石、李金凤、卡门（邓阿蓝）、关梦南、贝贝（吴仲贤）等，这些人同时也在《中国学生周报》《盘古》等刊物发表文章，是当时的前卫作者，而淮远也属于同一圈子。另有外国文艺介绍，如淮远等译德国作家贝托，布利赫特（BeaoltBrecht）的诗、法国新潮导演“查波尔（ClaudeChabrol）小辑”、也斯《聂鲁达诗钞试译·“狂想之书”七首》等。在一本以介入社会为宗旨的刊物里，这些内容会不会太“与社会无关”了？陈智德认为《70年代》的“文艺篇幅与深度不亚于纯文艺刊物”，原因在于“六十年代以来文社风气及《中国学生周报》、《盘古》等前驱刊物的引介，使不少学运、社运参与者同时也作为文艺者”。淮远的例子或可多提供一种解释。
　　前面说过的《70年代》第二十六期“革新号”，正由淮远担当大任。这一期的主编只完成了集稿和改稿，就动身到欧洲去，淮远接手排版、设计封面等工作。他选了一幅鬈发女子的头像漫画放在封面中央，漫画的左下角有一个代表粤语粗话的秽字。这封面在编委会里经过一番争议才通过，出版后又引起中英文报纸的注意，认为那个鬈发女子影射英女皇，而那个秽字当然是对女皇大不敬了。有趣的是，本期的文艺版竟然推荐以平淡超脱著称的废名，转载了废名的小说、散文、诗、评论，周作人的《怀废名》，更有一篇淮远化名郁逸撰写的《介绍废名先生》。设计封面的淮远和推介废名的淮远，实在不像同一个人。其实早在第十二期“现代诗小辑”也有一段应该是淮远所写的引言：[1][2]3[4]
　　我们永不写那些迅（当作“瞬”）即为人接受但又迅（当作“瞬”）即为人遗忘的东西，……一首诗应该对作者个人的艺术品格与乎生长培育他的全民族之文学史负责。一首诗应是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这段文字以淮远罕见的严肃语气强调个人化和艺术性的重要。由此，我们有了从另一角度考虑淮远散文成就的基础。
　　五
　　淮远的散文绝大部分取材自他的真实生活，但他的作品完全不属于现实主义。他的艺术形象怪异、偏执，无视法纪，甚至没有道德，而喜好的事物及背后的理由常令人费解。“高度克制”地运用语言，本可给人理性的感觉，偏偏他叙述的事情只能说是理性的相反。细节详尽而且重复讲述的事件，引诱读者把散文里的“我”等同于现实世界的作者。淮远几次接受访问，解说写作之道，也有意无意加强了这一印象。即使事涉法纪，也坦然承认：
　　我记得那时发表了《他人之血》之后，朋友说差人（即“警察”）可以凭这篇文来拉你。但我写东西不讲对错，发生了就写出来。比如偷书，你争论一百年都没结果，现在这么多年我都从来没有回头审视那时对不对。
　　然而现实里的淮远机警地发现代价开始变得沉重的时候，马上洗手不干。那些事情确曾发生，但经过了细心选择，并纳入天马行空的因果链条里，目的只是塑造怪异的自我形象。淮远与社运分子为友，也参加过试图改变社会的集体行动，但限于年纪阅历，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理念，却也免除了抗争无成的挫折感。在《70年代》停刊之后，淮远的重心文类由诗转到散文。在散文创作上，他一往无前地夸张个人的特殊癖好——叙事狂热和怪异形象，以此作为散文艺术的终极追求，让笔下世界“浮”在现实人“生”之上一点点，不直接为集体或现实服务。这种追求固可视为当日青年反叛自主精神以及生活形态的艺术转化。
　　最后关于淮远算不算典型香港作家的问题。如果从本质论的角度看，“仅此一家”的淮远散文当然没有代表性可言。但据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nHall）认为，文化身份还可以看作沦述的产物。别人讲述我们的过去时，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我们讲述自己的过去时，又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这些位置都是我们的“文化身份”，因此随着论述的不同，“文化身份”会不断改变。根据后面这种看法，如果把1970年代热烈追求自我表达的青年放在香港故事的重要位置，淮远散文当然具有明显的香港特质了。